社会学不创造价值?不和任何大佬商榷| 读《社会学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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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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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幸福不仅需要一种作为工具的理性,更需要与之不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与之相反的东西。相反的东西或许这就是这些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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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看到 FT 中文网某专栏对于陈龙博士的外卖研究的文章作出的详尽批判。有幸鼓捣过一些相关的东西,又想起了最近看完的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罗萨《加速批判》的只言片语,把一些想法记录下来。
 
Witt 的教科书《邀请》为社会学的定义为“对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差异性后果的系统研究”。如果我们对于这样的定义没有太多不同的看法,那么当一个社会学的门徒发表在该领域的期刊发表与“技术”(移动设备、算法等当然在列)有关的研究,由于社会学关心的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那么社会学学者的意图就必然不在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后果。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塑造性的还是强调式的,当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但这些研究绝对不会对于技术本身产生任何偏执的意见。
 
这种引起争议的、具备道德性的或者具备政治性的意见从何而来?米尔斯在书中提醒读者:“任何人只要献身于研究社会并公开发表成果,无论他是否愿意,也不管他是否清楚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就都带着道德的意味,往往也带着政治的意味。”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特别是一种对于社会的变化和后果作出论述的社会活动,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影响,也就充满了道德和政治的意味。米尔斯也紧接着批判某些社会研究的从业者“顺从于普遍蔓延的对于任何深切担当的恐惧。当这类人抱怨要‘做出价值判断’时,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这种顺从,而不是什么‘科学的客观性’。”
 
FT 一文通篇所呈现的理性立场,让我想起来这句话。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对社会学价值判断认识的客体的错位也让我想起了施特劳斯对社会科学的想法——他认为以韦伯为首的社会科学家没有做出价值判断——但是我清楚记得韦伯在《新教》的末尾表达了“铁笼”的担忧(虽然我其实不太懂两位,以后再说吧)。
 
在浅薄的我看来,韦伯这种担忧与罗萨《加速批判》中的担忧具有某种类似性。罗萨认为现代性(即便任何人都很难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的承诺就是“个体应该享有自主性”,但是矛盾的是,一种全社会的时间加速——“隐性的时间规范力”——却让人们越来越不由自主了。难道罗萨也认为技术的价值是值得被指摘的吗?他明确否认:“科技加速在逻辑上是应该增加自主时间的”。罗萨所指出的是这种旋涡需要一种“社会学的解释”。
 
我相信一个有深切担当的博士,即便他过分强调了某些要素,抑或在论证上存在一些失误,只要他”直面这一境况并明确心意“,他的文章都绝对不及在”道德上放任自流“的文章更具风险。仅仅是因为一切有担当的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哲学家都有一个共同关切——
 
人类的幸福不仅需要一种作为工具的理性,更需要与之不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与之相反的东西。相反的东西或许这就是这些研究的价值。
 

最近非常逃避写毕业论文,于是玩了很多游戏,看研究(如果称得上研究)之外的东西也异常高产哈哈在悲伤中高兴。
才知道我的公众号(footlefootle)/博客真的有人在看,提醒大家一句:后边是微信读书自动生成的,故没什么营养、不推荐看哈哈。

书摘

第一章 承诺

  • 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
  • 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
  • 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
  • (1)这个特定的社会作为整体的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要素有哪些,彼此如何关联?它与其他社会秩序有何分别?在其内部,任一具体特征对该社会的维系和变迁具有什么意义?(2)这个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居于什么位置,是什么样的动力在推动着它不断变迁?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它居于什么位置,又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任一具体特征,是如何影响了它所属的历史时期,又是如何受后者影响的?至于这一历史时期,它具有哪些基本特点?它与其他时期有何差别?它塑造历史的方式有着怎样的特色?(3)在这个社会、这个时期,男人和女人的主流类型一般是什么样子?未来的趋势如何?他们是怎样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或被压迫,又是怎样变得敏感或迟钝的?在这个社会、这个时期,我们观察到的行为和性格中,揭示出了哪些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人性”有着怎样的意义?
  • 因为所谓想象力,就是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

  • 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最富收益的区分或许就是“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
  • 困扰发生在个人的性格当中,发生在他与别人的直接关系当中;它们必然牵涉到他的自我,牵涉到社会生活中他直接地、切身地意识到的那些狭隘的领域。
  • 议题所涉及的事情,则必然会超出个体所置身的这些局部环境,超出他内在生活的范围。它们必然涉及许多这类情境是如何组合成作为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项制度,而各式各样的情境又是如何相互交叠,彼此渗透,以形成社会历史生活的更宏大的结构。

  • 在我们这个时代,公众面临的主要议题是什么?私人经受的关键困扰又有哪些?我们要想梳理出这些议题和困扰,就必须搞清楚,在我们所处时期的标志性趋势下,有哪些价值备受珍视却遭受威胁,又有哪些价值备受珍视同时也得到倡导。
  • 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曾有言曰:“人的主要敌人和危险就是他自己的桀骜本性,就是他心中被禁锢的黑暗力量。”然而,此言谬矣。正相反,现如今,“人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当代社会本身桀骜难驯的力量,以及其令人异化的生产方式、严丝合缝的政治支配技术、国际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简言之,即当代社会对人的所谓“本性”、对人的生活的境况与目标所进行的普遍渗透的改造。

第二章 宏大理论

  • 强制(coercion)就是权力的“终极”形式。但我们绝不是始终处在归根结底的状况。除了强制,我们还必须考虑权威(authority,即自愿遵从的一方所持的信念使之正当化的权力)和操纵(manipulation,即无权方在无所知晓的情形下对其行使的权力)。事实上,当我们思考权力的性质时,必须始终分辨这三种类型。

第五章 抽象经验主义

  • 而是因为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快最终发展出一门整合性社会科学的艰难任务的进程,而这样的科学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控制社会事务。
  • 当然,在社会科学的各个流派里,所谓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数据就是茫然无绪,而没有数据支撑的理论就是空谈无物,当然都是泛泛之论。但我们还要比哲学层面上的花样文章更进一步,要考察研究实践及其结果。
  • 这就要求我们预设,社会的制度性结构,至少就以这种方式来研究的制度性结构而言,是能够经由有关个体的这类数据得到理解的。
  • 当然,这种总体视野与心理主义正好构成两极对立。
  • “从经验研究中攒出个更好的故事”
  • 凡此种种,等于是用统计结果来刻画一般性论点,又用一般性论点来刻画统计结果。一般性论点既没有得到检验,也没有变得具体。它们只是被调整以适应数据,就像数据被安排调整以适应它们。
  • 任何类型的社会研究都是靠观念推进的,事实对它只起到了约束作用。

  • 人们普遍认识到,任何系统性的理解尝试,都涉及(经验)吸收(intake)与(理论)吸收(assimilation)之间的某种相互轮替,也就是说,应当用概念和观念来指导事实调查,而细节性调查又应当被用来核查及重塑观念。
  • 社会科学的操作过程中,这两种趋向或学派在本该消停的地方依然存在并且十分兴盛。但我不妨直言,本该消停不做讨论的地方,却被这两方搞成了通向徒劳无获的入口。

第四章 各种实用取向

  • 社会科学中的混乱既是“科学性的”,也是道德性的;既是学术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试图对这一事实视若不见,正是这种混乱挥之不去的原因之一。

  • 休谟的名言说得好,我们不能基于自己的信念,推出我们该如何作为。我们也不能从我们相信自己应当如何作为中推出其他人应当如何作为。最终,如果要拼到最后,我们只好与不同意我们的人大斗一场。
  • 我们选择研究哪些问题,涉及价值;我们使用哪些核心观念来阐述这些问题,涉及价值;而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受到价值的影响。就观念而言,目标应当是尽可能多地使用“价值中立”的术语,自觉意识到残存的价值意涵,并主动加以阐明。而就问题来说,目标同样应当是清楚了解选择问题时秉持的价值,然后尽可能避免在解答问题时怀有评价偏见,无论这个解答把人引向何方,也不管它可能具有怎样的道德意涵或政治意涵。
  • 任何人只要献身于研究社会并公开发表成果,无论他是否愿意,也不管他是否清楚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就都带着道德的意味,往往也带着政治的意味。
  • 任何人只要献身于研究社会并公开发表成果,无论他是否愿意,也不管他是否清楚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就都带着道德的意味,往往也带着政治的意味。

  • 尼尔·霍顿(Neal Houghton)教授甚至断言:“一向被错当作政治学学术的许多东西,其实不过是为这些政策做些合理化注脚并叫卖推销。”[3]或许他的话失之偏颇,但对于他揭露出来的状况,却必须详尽考察,而不能弃置一旁。无独有偶,要回答阿诺德·罗戈夫(Arnold Rogow)教授的提问,即“那些重大话题究竟出了什么问题”[4],就必须认识到,晚近的政治学大多已经无关乎理解重要的政治现实,却和从科学的角度对官方政策和疏失的鼓吹脱不开干系。
  • 社会科学必然牵涉到科层惯例和意识形态话题,而今日社会科学之所以纷繁多样,混乱一团,也与这种相关性有关。所以,对于它们的政治意涵,清楚阐明总好过遮遮掩掩。

  • 自由主义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学和政治学,只是方式更为弥散。美国社会学家与其欧洲前辈截然不同,强烈倾向于一次研究一个经验性细节、一种情境问题。一句话,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是细碎散落的。他们遵循“民主的知识理论”,设定所有事实生而平等。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任何一项社会现象,都必然存在大量细微的原因。这种所谓“多元主义因果关系”(pluralistic causation),非常有利于“渐进式”改革的自由主义政治。事实上,认为社会事件的原因必然是为数众多,细碎散落,这样的观念很容易陷入不妨称为自由主义实用取向(liberal practicality)的视角。[5]
  • 单纯从形式上强调“有机整体”,加上未能考虑到往往是结构性的充分的原因,再加上被迫只能一次考察一个情境,诸如此类的观念的确使人们难以理解现状的结构。
  • 如果把一切都看成是“持续的过程”,就看不到作为我们时代鲜明特征的节奏的突变、定位的颠覆,即使它们未被忽略,也只是被当作“病态”“调适不良”的迹象。
  • 在先前研究情境的实践社会学中,对于政治方面问题的考察很少会是持激进立场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往往回避政治性,或者渴求某种民主机会主义。

  • 被自由主义实用派当成“问题”的,往往属于以下情况:(1)偏离中产阶级和小城镇习惯的生活方式;(2)不遵从追求稳定和秩序的乡村原则;(3)与“文化滞后”的乐观主义进步观口号不合拍;(4) 不切合适当的“社会进步”。不过,(5)“调适”(adjustment)及其对立面“失调”(maladjustment)的观念也从许多方面揭示了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关键所在。
  • 对于上一代的社会学家,乃至整体上的自由主义实用派而言,理想的人就是“社会化了的”人。

  • 自由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再是一种改良思潮,而是福利国家中对于各项社会服务的管理。社会学已经丧失了它的改良动力,愈益偏重于支离破碎的问题,趋向于零散的因果关系,从而转向保守主义,为企业、军队和国家所用。
  • 如果我们把工厂结构的等级制性质和大部分工作的准例行化特征这两桩事实结合起来,就会清楚看到,现代工厂中的工作包含着纪律:迅速地、相当模式化地服从权威。
  • “人际关系”专家设定现存的工厂框架不可变异,设定管理者的目标就是所有人的目标,就不会考察现代工厂的权威结构,不会考察工人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他们对于士气问题的界定非常狭隘,并通过运用其技术,力求向他们的管理方客户揭示,该如何在现存的权力框架内提升雇员士气。他们的努力本身就是操控性的。

  • 当新的权力核心尚未合法化,尚无能力用既有的权威符号来掩饰自己,却已逐渐兴起时,就需要有新的意识形态来给出正当化辩护。
  • 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的特点,就在于用着自由主义的符号,却是为了保守主义的目的。
  • 美国的大学体制就算能提供政治教育,也是非常少见的,它很少教学生如何评估现代社会中整体权力斗争的事态。
  • 凡此种种,意味着美国学者的处境如斯,使其有可能不经过任何意识形态的切换,不背负任何政治上的愧疚,就欣然承纳新型实用取向。

第五章 科层制气质

  • 恰恰是这些最急切地想要摸索出道德上冷静客观的方法的人,却最深入地参与了“应用性社会科学”和“人类工程”,这似乎颇为讽刺。既然抽象经验主义做派的研究耗资不菲,那就只有大型机构才能轻松负担,其中包括企业、军队、政府,以及它们的分支机构,尤其是广告、推销和公关部门。
  • 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往往不太在意要设定自己的实质问题,所以他们非常乐意改变自己对于具体问题的选择。
  • 一旦仔细打量这些年轻人,我很少看到其中有哪一位处在真真切切的思想困惑境况中。我也从未看到有谁对某个重大问题抱有由衷的好奇,而正是这种好奇推动着心智任意驰骋,千方百计在有必要的时候重塑自身,以求有所发现。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有条不紊多过焦虑不安,沉稳耐心多过富于想象,最关键的是,他们都很教条,无论从这个词的哪一种历史意涵和神学意涵来说都是如此。

  • 派系的声望增加了获得这些配备的机会,而拥有这些配备又会增加制造声望的机会。
  • 他作为活动家的角色本身既是他不从事具体工作的原因,也是他为此开脱的借口。他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深陷罗网,但其实又一定会继续作茧自缚,否则他作为活动家的角色就会被别人和他自己视为无非是借口而已。
  • 评。这是调配声望最常见的手段。

  • 社会研究的科层化是一股相当普遍的趋势;假以时日,或许任何科层惯例逐渐君临一切的社会里都将出现这种状
  • 在科层官僚看来,世界就是一个由事实组成的世界,需要遵照稳固的规则加以处理。而在理论家眼中,世界就是一个由观念组成的世界,操弄起来往往不需要任何明晰可辨的规则
  • 要是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这两类研究风格逐渐形成学术上的“双头垄断”,甚或成为主导性的研究风格,将会对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造成巨大威胁,也深深威胁到有关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的角色的政治承诺,因为依循古典传统,人们认为西方社会的文明中始终具备这样的角色。

第六章 各种科学哲学

  • “方法”首先必须交代如何提出并解答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确信答案能维持一段时间。而“理论”则必须首先密切关注人们正在使用的词汇,尤其是这些词汇的概括程度及其逻辑关系。这两者的首要宗旨就在于让观念尽可能明晰,步骤尽可能简洁。
  • 至于当下,最重要的是释放而非约束社会学的想象力。
  • 所谓成为“方法”和“理论”的主人,就是要成为一位具备自觉意识的思想家,既从事实际工作,又能意识到自己从事的无论什么工作的潜在预设和隐含意义。
  •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曾就此谈道:“如果总是警告人们不要贸然得出结论,不要做出含糊的概括,意味着可能构成对于一切思考的禁忌,除非我们做出恰当的限定。如果所有的思考都得暂且搁置,直到经过彻底的确证,那似乎就不可能有任何基本的思路了,我们会自我限制在单纯的征象层次上。”

  • 绝大多数经典风格的研究(就此而言有时被称为宏观研究)都介于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之间。这类研究也包含了对于日常情境中可以观察到的东西的某种抽象,但其抽象的方向是趋向社会历史结构。

  • 经验证明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认真对待事实”,而不是被事实所淹没;在于如何将想法与事实紧密关联,而不是埋没了想法。问题首先在于要证明什么,然后才是如何去证明它。

  • 一个人对自己面临种种问题的次序安排,即他怎么陈述这些问题,赋予每个问题的轻重缓急,都取决于他运用什么方法、理论和价值,无论他自己是否清楚,都是这样。
  • 因此,对于问题的梳理应该包括明确关注一系列公共议题和个人困扰,并且应当开启对于情境与社会结构之间因果关联的探究。我们在梳理问题的时候,必须搞清楚在所涉及的困扰和议题中,真正遭受威胁的都是哪些价值,搞清楚是谁在奉行这些价值

人的多样性

  • “小群体”数量之多
  • 人的多样性还包括人类个体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也同样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所必须把握和理解的。
  • 它要求我们对于史上曾经出现和当世确实存在的各种社会结构具备充分的比较性理解。它要求我们从大规模历史结构的角度出发,对小范围情境进行筛选和研究。它要求我们避免囿于学院系科之间任意武断的专业化,而是根据话题,首先是根据问题,灵活调整我们的工作的专业化定位。
  • 社会科学家最宽广的目标就是逐一理解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和总体上的多样性。
  • 情境与结构之间的区别,再加上制度的观念

  • 无论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还是就其他许多引人关注的方面而论,社会结构最具包容性的单位都是民族国家。
  • ,民族国家现在成了主导形式,也因此成为每个人生活中的主要事实。
  • 当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开始认真考察一个重大问题,他们会发现如果从任何比民族国家规模小的单位出发,都会很难进行梳理。

  • 经典理论就在于构造一些概念和假设,由此做出演绎和概括;然后再将这些与各式各样的经验命题相比较。在这些任务中,概念、步骤甚或问题都有系统的规则,至少在隐含层面如此。

  • 只要一个人开始把握这些“领域”中的任意一个,他就被迫进入了其他领域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进入了所有属于经典传统的那些领域。
  • 从学院角度上说,今天的核心事实就在于边界的流动性越来越高,观念越来越容易从一门学科移到另一门学科。
  • 过分拘泥于社会科学的系科化蕴含着危险,危险就在于人们会随之假设,经济、政治及其他社会制度各自都是独立自主的系统。
  • 一个由各自主制度性秩序组成的社会的模型,当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使用的唯一模型
  • 可是,诸如此类的把握、转译、阐发、课程,并不是“各门社会科学的统合一体”的真义。真义乃在于:要陈述并解答任何一个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都要求从这几门学科中的不止一门选取材料、观念和方法。一名社会科学家要想足够熟悉某领域的材料和视角,用来搞清楚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并不需要去“把握该领域”。应当专业化的是这类重点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恪守学院边界。在我看来,这正是当下的趋势。

第八章 历史的运用

  • 批判几股当代社会学流派的践行者割弃了这一经典传统。

  • 有些历史学家明显只是在编纂所谓事实,力图避免“解释”;他们埋首于历史的某个断片,似乎不愿意结合任何更大范围的事件来定位它,往往有不少斩获。有些历史学家则超越了历史学,沉迷于有关末日将至或是荣耀将临的跨历史视野中,常常也能颇有成果。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的确鼓励人爬梳细节,但它也倡导人开阔眼界,领悟那些左右社会结构发展趋势的划时代事件。
  • 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秉笔直录人间世事,但这样来陈述目标,其实过于简化,带有欺骗性。历史学家呈现着人类有组织的记忆,而这种记忆作为书面历史,可塑性相当大
  • 在不同代历史学家之间,它往往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它之所以发生改变,原因不仅仅是日后有更细致的研究将新的事实和文献引入记录,还因为关注点有了改变,构筑记录的通行框架也有了改变。
  • 每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每一种思虑周详的社会研究,都要求其观念具备历史视野,并能充分运用史料。

  • 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说得很好,“历史社会学”就是力求撰写“作为历史的当下”
  • 。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之所以存在如此亲密的关系,有以下几点原因:(1)我们在陈述何者有待说明时,需要非常充分的涉猎,而只有了解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的多样性才能提供这样的背景。
  • 就意味着问题本身也常常需要重新梳理
  • 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研究往往假定或隐含了某种同质性,而就算真的存在这样的同质性,也亟须被视作问题来研究。
  • 要理解一个社会,了解有关它的历史的知识往往不可或缺。
  • (4)即使我们的研究并不具备明确的比较性质,即使我们关注的只是某一国内社会结构的某个有限区域,我们也需要历史材料。
  • 但我认为,最大的偏见莫过于只挑选那些可以精确观察的细节,却完全不考虑有关任何整体的观念,因为这样的挑选必然是任意武断的。

  • 我们不应只是把什么东西“说明”成“来自过去的某种延续”,而应当追问:“它为何会延续下来?”
  • 第二,在研究一个当代社会时,我认为有一条规则一般不会错:在说明该社会在当代的特征时,首先看其在当代的功能。
  • 历史的相关性本身就受制于历史特定性原则。
  • 在这个时期,相比于其他许多社会和时期,历史说明的相关性要更弱一些。

  • 我们已经逐渐看到,要想理解众生男女的人生,理解他们何以变成纷繁多样的个体,就必须结合那些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境在其中组织起来的历史结构。
  • 无论人还可能是什么,他是一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行动者;如果能够被理解,就必须在与社会历史结构密切而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来理解人。
  • 精神病学,即对“人际”关系的实际治疗中,我们已经开始质疑一个令人困扰的核心观点,就是将价值与规范根植于个体本身据说的需要当中的倾向

  • 要充分理解个体的生活,就必须结合他的人生历程在其间展开的那些制度。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人生历程记录了他如何获得、失去、调整某个角色,并以非常切近的方式记录他在不同角色之间的转换。
  • 如果只看所处环境,当然不完全是婴儿和孩童时期的早期环境,是不可能理解个体的人生历程和性格的。要想取得充分的理解,我们必须把握这些私密环境与其所处的更大的结构框架的相互作用,考虑这种框架的变迁以及由此对情境产生的效应。
  • 几乎所有的精神病学家都是这块社会领域的专家)也不能假定经典的“俄狄浦斯人”(Oedipal Man)。这是因为,正如目前对于理解个体的经济行为来说,经济角色和政治角色的结构性关系往往至关重要,同样,自从维多利亚父权时代以来,无论是家庭内部的各种角色,还是家庭作为一项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所谓存在某种人之为人所共有的“人性”,这一观念有悖于社会特定性和历史特定性,而有关人的研究中的细致工作正需要有这两种特定性。

第九章 论理性与自由

  • 诚然,一个时代何时终结,另一个时代何时开启,端赖于如何定义。但就像一切社会性的东西一样,定义也具有历史特定性。
  • 一旦我们试图为自己找到方向——假设我们真的如此努力——就会发现,到头来,原来有那么多我们曾经的期待与意象深陷于历史的束缚:有那么多我们奉为圭臬的思想范畴和情感范畴,既帮助我们说明自己周遭的事态,也往往使我们迷失方向;有那么多我们的说明是源于从“中世纪”到“现代”的重大历史转折;而当它们被推广应用于今天,就变得颇为笨拙,不合时宜,难以令人信服。我还想说,我们的主要取向,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已经垮台,不再能够充分说明世界,说明我们自身。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源于启蒙运动,其实共享着许多假设和价值。二者都认为,合理性(rationality)的增长是自由增长的首要条件。理性(reason)推动进步的解放性观念,对科学作为纯洁之善的信仰,对大众教育的要求,对这种教育之于民主体制的政治意义的信念——上述种种启蒙运动的理念,都仰赖于一个乐观的假设:理性与自由有着内在固有的关联。对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那些思想家,都是基于这一假设而展开推论的。
  • 个体要想自由,就必须具备更多的理性自觉;治疗有助于让理性更有机会在个体生活进程中自由地发挥作用。
  • 人深陷于生产的非理性无政府状态,必须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有理性的自觉;他们必须获得“阶级自觉”——这个词的马克思主义意涵所具有的理性主义色彩,堪比边沁(Bentham)提出的任何术语。
  • 由“现代”生发而来的“第四纪元”在意识形态上的标志,就是自由和理性的理念重新变得存有争议了,合理性的增长或许并不一定能够促进自由的增长。

  • 社会、技术或科层等方面的合理性,并不只是个体的理性意志和理性能力的宏大汇总。
  • 社会合理化程度的加剧,这种合理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理性与自由之间原本据称的和谐一致的崩溃——透过这些发展趋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类人的兴起:“有”合理性,却没有理性;越来越自我合理化,却也越来越焦虑不安。

  • 个体的这种求适及其对于他所处情境和自我的效应,不仅导致他丧失了获取理性的机会,假以时日,也会导致他丧失获取理性的能力和意志,还会影响到他作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机会和能力。
  • 卡尔·曼海姆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讨论了“自我合理化”,指的是深陷合理化庞大组织的有限局部中的个体,怎样逐步系统性地调控自己的冲动和渴望,调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与“组织的规章条令”保持高度一致。
  • 合理化的组织是一种让人异化的组织:行为与思考的指导原则,这其中也包括情绪的指导原则,并不出于宗教改革风格人的个体良知,或笛卡尔风格人的独立理智而发展。
  • 没有理性的合理性(rationality without reason)。
  • 异化的人的出现及其背后隐含的所有主题,现在都影响到我们全部的严肃思想生活,导致了我们当前的思想不适。这是当代人的境况的重大主题,是所有堪当其名的研究的重大主题。据我所知,在经典传统中没有别的任何观念、任何主题、任何问题能如此深刻,也如此深入地涉及当代社会科学可能的疏失。
  • 这些议题和困扰之所以未能得到阐明,是因为阐明它们所必需的人的那些能力和品质,首先就是遭到威胁、趋于衰微的自由和理智。

  • 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具备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独立的理性思考将对其所处社会,对这个社会的历史,也因此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后果。
  • 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捕捉一些替代选择,让人的理性与自由现在可以在其中塑造历史
  • 一方面,历史塑造过程很可能是放任自流的,人们可以继续放弃自愿去塑造的努力,如此便只是随波逐流;另一方面,历史也确实是可以被塑造出来的,但只是出自狭小的精英圈子之手,而对于那些必须努力从他们的决策和疏失的后果中生存下来的人,他们却不承担实质性的责任。

第十章 论政治

  • 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都无法避免做出价值方面的选择,并在研究中贯彻始终。问题同议题与困扰一样,都关注那些对人们预期的价值构成的威胁;如果不承认那些价值,问题就难以梳理清楚。无论是研究,还是社会科学家本人,都越来越服务于科层目的和意识形态目的。

  •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诸传统中蕴含着三种主导性的政治理念,当然也是其学术承诺中所涉及的三种理念。首先就是真实的价值,事实的价值。由于确定了事实,社会科学事业本身就具备了政治意涵。
  • 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价值。
  • 第三项价值,即人的自由
  • 社会科学家的思想任务之一,就是阐明自由与理性这两个理想。
  • 许多社会科学,或许尤其是社会学,都有着哲人王的主题。
  • 在这种角色下,社会科学本身也往往倾向于变成一套功能合理化的机器,社会科学家个体往往会失去其道德自主和实质理性;至于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往往沦为只是对管理性、操纵性用途的技术的精致化。
  • 社会科学家还可以尝试通过第三种方式,来实现理性的价值,了解其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该方式同样广为人知,有时甚至已经做得很好,那就是保持独立,做属于自己的工作,选择属于自己的问题,不过这种工作既针对“公众”,也针对国王。

  • 在经济、政治和暴力方面,所有这三股发展趋势出现了后现代的巅峰
  • 既能承载西方世界的宏大叙述,其作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又能够深刻影响政党和公众,与我们时代的重大决策息息相关,兼具这两项任务的知识阶层该往何处寻觅?

  • 社会科学家,只要接受了理性与自由的价值,当务之急就变为确定自由的限制,确定理性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限制。
  • 处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的不同位置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有哪些机会可以首先借助其理性和经验,超越其日常情境,其次借助其权力行事,并对其所处社会的结构及所处时代产生一定后果。这些都属于有关理性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
  • 还有许多人,既不能借助自己对于结构的意识来超越其所处的日常情境,也无法通过自己可用的任何行动手段来影响结构性变迁。

  • 如果他关注通识(liberal)教育,即解放性的(liberating)教育,他所承担的公共角色就有两大目标。他应当为个体所做的是将私人的困扰和关注转化为社会议题与问题,以接受理性的审视;他的目标就是帮助个体成为自我教育的人,只有到那时,后者才会是自由的、讲求理性的。而他应当为社会做的则是抗御一切逐步毁坏真正的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或者,以积极的目标来表述,他的宗旨就是帮助打造并巩固一些自我教化的公众群体。只有到那时,社会才可能是自由的、讲求理性的。
  • 除了技能和价值,我们还应当加上感受力,它除了包括前两者,还包括别的东西。
  • 根据民主这个词的一个主要意涵,这类个体占据上风的社会,就是一个民主社会。
  • 民主意味着那些受到人们做出的任何决策的关键影响的人,也要对这项决策拥有有效的发言权。而这就意味着一切做出此类决策的权力都必须得到公共的合法化,意味着做出此类决策的人都必须承担公共责任

  • (1)在它们内部,有关社会生活的各种观念和替代选择得到真正的辩论;(2)有机会真正影响具有结构性后果的决策。
  • 任何充分民主的社会的一大前提要求。
  • 如果理性要在民主的历史塑造过程中扮演任何自由的角色,那么它主要的承载者之一肯定就是社会科学。
  • 社会科学在民主体制里担当的教育角色和政治角色,就是帮助教化并维持合格的公众与个体,让他们能够发展出有关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的充分界定,并依此生存,循此行事。
  • 人们的利益所在,有别于人们的兴趣所在
  • 通过将注意力投向议题和困扰,将它们作为社会科学的问题来梳理,我们就占据了最佳机会,我相信这也是唯一的机会,能让理性以民主的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世间人事紧密相关,并由此实现支撑着我们研究承诺的那些经典价值。
  • 让人们有能力超越这种碎片化、抽象化的情境,意识到那些历史结构,也意识到自己在其间所处的位置,正是通识教育的工作,也是社会科学的政治角色,还是它的思想承诺。

附:治学

  • 这种档案中,个人体验和职业活动彼此融汇,正在进行的研究与计划进行的研究相互交织
  • 现代人终其一生,获得的个人体验是如此之少,而体验作为原创性学术工作的源泉,又是如此重要。
  • 对自己的体验既要能够信任,同时又要持有疑虑,
  • 暧昧的自信
  • 三类中间讨论——关于问题、关于方法、关于理论
  • 在读某些非常重要的书时,你试图把握作者论证的结构,并以此脉络做笔记
  • 从某些自己感兴趣的、关乎自己在档案中已有计划的特定主题或话题的角度出发,选读许多书的部分章节。

  • 维护这样一种档案本身就是学术生产。
  • 周遭有一群愿意倾听、愿意交流的人,有时他们不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人物。
  • 这个图式或许能帮助我更清晰地考虑不同的精英

  • 事实固然约束着理性,但理性是任何学问领域里的先行军。

  • 社会学的想象力相当程度上就在于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成另一种视角
    • (1)在最具体的层面上,如前所述,重新梳理档案就是诱发想象力的一种方式。
    • (2)以轻松嬉戏的态度对待界定各式议题的那些词汇和短语,这样往往能释放想象力。
    • (3)你在思考自己想到的一般性观念时,其中有许多可以被塑造成类型。
    • (4)你往往能通过考虑极端状况,即思考你直接关注的东西的对立面,来获得最佳洞见。
    • (5)事实上,出于简洁起见,在交互分类时,你一开始会从是或否的角度来展开工作,这会促使你从两极对立的角度思考问题。
    • (6)无论你关注的是什么问题,都会发现,用比较的方式把握材料会很有帮助。
    • (7)最后还有一点,与其说关系到释放想象力,不如说关系到整合出一部书的技巧。

  • 美国的学术人正在努力过一种严肃的学术生活,而他们身处的社会背景往往显得与前者格格不入。他选择了学院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为此牺牲了许多主流价值,他必须以声望作为弥补。而他对于声望的诉求,很容易就变得与其作为“科学家”的自我意象紧密相关。
  • 它会变成一种新的发现的语境,不同于原初的语境,位于我认为更高的层面,因为它在社会角度上更具客观性。

新版跋

  • 人们所过的生活,不仅受到社会情势的束缚,而且遭到并非自己塑造的社会力量的深刻形塑。

译后记

  • 与其说它能教给你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不如说它更能提醒你什么不是社会学的想象力
🎓
此刻也正可以将此书献给相关专业的毕业生,特别是暂时不再留在学术圈里的人,此后,这本书里谈到的众多因素将不再像米尔斯感慨的那样束缚你们的想象力了,虽然真正步入社会的你们有了更多与现实纠缠的体验,更可以去想象保持“想象力”这件事情究竟美好在哪里。

Reynar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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