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新读 | 读《浙江村》:把自己作为方法的传奇

date
Nov 26, 2020
slug
legend-zhejiang
status
Published
summary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 “浙江村” 的生活史》是一本传奇。 这本 1992-1998 耗时六年而新奇的研究不仅让项彪获得了在牛津大学全奖攻读人类学博士的宝贵机会(项彪, 2020),也似乎为中国的社会学找到了一条挣脱西方社会学枷锁的裂痕,得到了一些社会学巨擘的青睐。
tags
Sociology
Academic
Reading
type
Post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 “浙江村” 的生活史》是一本传奇。
这本 1992-1998 耗时六年而新奇的研究不仅让项彪获得了在牛津大学全奖攻读人类学博士的宝贵机会(项彪, 2020),也似乎为中国的社会学找到了一条挣脱西方社会学枷锁的裂痕,得到了一些社会学巨擘的青睐。
此外,本书 “白描式” 记录和 “直白” 的讨论让读者大呼过瘾——引用豆瓣网友的说法:“蹦迪累了,地下没信号,缩在卡座里在微信读书上翻了二百页,这种程度的好看”(四毛七,2019)。

超越传统的视角

该书讲述了浙江人如何在北京形成“全国性贸易网络”的全过程,在项彪看来,一种有别于费孝通的 “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血缘、地缘关系但又具有非常强的中国本土意味的 “关系丛” 及其变化推动了 “浙江村” 村的形成和发展。
“关系丛” 是项彪在本书第九章 “讨论:关系丛” 中提出的贯穿全文的中心概念,它也被作者称为 “系”。“ ‘系’ 是以某一行动者为中心的多种关系的组合”(项彪,2018)。它类似于“圈子”但作者认为 “系” 更具备下列几个特征:
  • 多元的,关系是一个“更大的行动单位”,他不止是两个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更是二者发散出去的关系网络的综合;
  • 历时的,关系会发生变化,互动需要兼顾历时性和潜在的参与者;
  • 平衡的,关系形成了制约和信任,关系的多元性和历时性带来了平衡性(文中未明述)。
作者强调,“系” 与其变化推动了浙江村的形成和发展。如果这样的一种在首都的、从事纯粹的商业活动为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区的方式相较于这群浙江 “流民” 是更具 “现代性” 的,那么我们可以据此推断:项彪倾向于认为,这种“关系丛”孕育了“浙江村”人的现代性,这是一种与传统有别的现代性的道路。
项彪认为,这种道路是被忽视而具备特色的。书中,他引用了彭柯(Pieke, 1995)、顾昕(1994)和 Walder(1989)等人的研究,提出传统的中国问题研究范式是 “关系-混合” 模式,不同社会领域(国家、市场、社会)通过个人间的 “关系” 整合,持有一种 “体制决定论” 的悲观立场——而在本文案例中则表现为,在这种立场下,一旦 “非正规” 的缝隙被填满,浙江村及其”村民“就会失去自己的天地。但项彪所表述的事实表明:“流动人口没有获得名义上的正式权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无所作为,他们也以自己的流动行为,特别是以 ‘跨越边界’ 的特征,抓住了既有体制的弱点,与体制形成了互相制约甚至互相迫使的关系”(项彪,2018)。

把自己作为方法

然而项彪的这本作品在耀眼夺目的同时,也被指出了一些局限:作为“乡绅”项彪的局限和作为人类学家的项彪的局限。
一即乡绅。项彪本人在去年出版的访谈录《把自己作为方法》中提到了自己的乡绅情节,这一点也被陶力行批判。项彪自己行老乡之便进入田野、与他们发生互动,由于身份和价值观的影响,容易将一些核心人物在冲突中的作用夸大。在项彪标的叙事中,宛如“教父”一般调和矛盾的刘世民,或许另一种“叙事性事实”的呈现下,就会是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所痛恨的“毒瘤”——吸毒和犯罪的保护伞(陶力行,2020)。
二人类学。实际上,周晓虹(1998)就指出,温州农民的大规模流动不仅仅是项彪一直强调的关系使然,原因还有: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公开化了人地矛盾,加上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恢复,农村出现大量可流动的剩余劳动力;2、改革开放后城镇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提出需求;3、工农业利润的差距推动了农民参与流动;4、80 年代起国家开始对城乡体制进行改革 。广受认可的经济学理论亦表明,在 “刘易斯拐点” 到来之前,工业几乎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取劳动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业和农业的收入差异。也就是说,项彪很可能在自己的叙事中,强调和放大了自己所深入的情境下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哪怕是他们的“关系丛”),而忽视或者弱化了更大背景下的结构性力量。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院本科开设的研究方法课程,使用了艾尔·巴比所著《社会研究方法》,该书写到:“科学轮” 像一个接力赛跑,尽管演绎和归纳并不同时出发或停下,但他们共享了一个相同的目的——检验生活的所有层次。
本书在实习期间的地铁上看完,下一本是《把自己作为方法》。

附:精彩摘录

序一(修订版序) 让他们看到饱满的自己

  •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其生活体系是辅助经济活动而存在的,就像我们的吃喝拉撒在辅助我们的工作;但是如果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服装生意无非是这个社会自我延续过程的一部分,就像只有了解了人们怎么吃喝拉撒,我们才明白“工作”对他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 对新式精英来说,群众威望不再那么重要,而财富和体制给予的光环是他们追求的目标。重读历史细节让我意识到,新式精英的草根性的减弱,不能理解为劣绅对良绅的取代,更不是现代对传统的更替,而是因为“浙江村”的自主性被破坏了。由于自主性的破坏,体制有了更大的控制能力,但是并不因此有更强的社会吸纳能力。新式精英因此紧随体制,而他们发展群众基础的意愿和能力都不如老的大人物了。
  • 基金申请指南、A 类刊物要求,框架、假设、文献回顾……黏稠的术语和雕琢的论证,堵塞了对话,窒息了思考。

序二 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 由于“浙江村”经济是深深嵌入社区组织中去的,经济的提升将带来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进而提高他们表达利益的能力,获得更高程度的政府认可。
  • 我们看到的一体化,并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会的整合,而是他们作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费者与城市市场的交易。
  • “在一定领域内,中国已经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野,但这种分野又是‘有实无名’的,在事实中存在,却并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识上的明确认可。”(2000:499)二十年后的情况可能更像是“有名无实”:“浙江村人”作为注册的投资人、购房者在名义上是独立的经济和法律主体,但是他们不再构成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
  • 中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 黄宗智 指出,中国城镇50%以上的工人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而在我看来,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是非正规经济的持续存在,而是非正规经济的 “被正规化”。
  • 老乡带老乡找工作的非正规就业,和劳务派遣公司经营下的非正规就业,有质上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没有福利保护的就业,后者则意味着对剥削的正当化、制度化。
  • 所谓“分割—攫取”,是指强势者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隔来攫取价值。
  •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政府允许农民流动,但是不允许在城市定居。城乡分割有所松动,但是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分割,即流动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的社会权益,比如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需要回到农村才能实现(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
  • 不提供任何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市场成为价值攫取的主要渠道。
  • 分割和攫取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它通过对过去的抹煞和掩盖而实现。
  • 新式精英不如原来的大人物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反他们形成了一个以资产为基础、以党支部为组织形式的半封闭式圈子。精英和精英之间的关系,远比精英和群众的关系重要。
  • 土地从有具体的使用价值、镶嵌在社会关系中而难以流动的资源,变成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被经营的资产。乡村投资公司通过合作、转让等手段把属于其他单位的临近土地进行组合。原来犬牙相错的土地占有关系得到改变,“浙江村人”很难再通过私下关系获得地皮来盖大院和临时市场。
  • 如果市场投资和矿业的盈利靠运气,那么赌博和这些冠冕堂皇的生意又有什么大的区别呢?资产化和金融化使得财富的伦理含义变得不确定,即所获财富和劳动投入、和个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几乎没有关系。
  • 另一方面,“浙江村人”也希望靠注册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合法性。政府今后清理的时候,总得对有合法执照、有多个注册商标的企业手下留情吧?
  • 令人惊讶的是,企业生产的正规化完全没有带来雇佣关系的正规化——比如工人和雇主形成正式的谈判机制,甚至组织工会;相反,和以前相比,雇佣关系更不正式了。
  • 这既反映了土地资产化条件下他们对土地的敏感,也说明了工人地位的进一步边缘化。不受任何保护的廉价劳动力是企业利润的关键来源和其正规化的重要基础。
  • “浙江村”内部经济的正规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社会网络“去社会性”的过程。
  • “去社会性”有两层意思。
    • 第一,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为企业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企业存在的基础。
    • 第二,“去社会性”意味着社会关系变弱变碎,比如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关系。
  • “原来是亲戚间互相走动,现在年轻人不管这些了。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亲戚)也讲不到一起。现在主要是支部(成员)坐在一起聊。交换一下有什么新的计划。”他也特别强调这样的圈子的重要性,通过朋友圈子他可以在一天之内融得近千万的资金,这样的融资能力在争取项目时“不给对手任何思考的余地”
  • 党支部和群众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还要突出自己的非群众性。其主要活动都限于成员内部:除了“七一”的旅游,支部组织政策学习(主要根据乐清党委发来的学习材料)、接待政府官员、捐款在全国各地建设希望小学、协助乐清政府截留来京上访人员。党支部是精英圈子形成的一个基础。以前大人物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其说是不同大人物个人之间的联合,不如说是不同大人物的各自的系的重叠”[插图],现在的情况显然大不一样。
  • 我们或者可以称这样的党员身份为“光环”,即由正式权力授予的、高度可见的荣誉。光环和威望不同。威望是在日常生活中浮现出来的,大人物需要不断地做好事、做好人,比如慷慨助人、公正解决纠纷等等,去巩固和培育威望。而光环是外界给予的,和大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举止没有太多关系。原来一个大院老板如果做了不好的事会“丢脸”,甚至威信扫地;而光环则不受这样的影响。

第一章 引论:从日常行为的角度

现代和传统

  • 自从滕尼斯提出关于Community和Society的区分(一组同义的叫法是“通体社会”和“联体社会”、“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以来,人们就往往用这样的二分法来说明社会的基本特征。比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韦伯的“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传统性统治”和“合法性统治”,以及库利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等等。刘易斯的传统部门—资本主义部门的划分,其实也可归入这一思潮。这些“对子”的提出,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是都以“传统—现代”这样的区分为基础。最典型的莫过于帕森斯提出的所谓“模式变项”。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认识模式给我们两个这样的印象:
    • (一)现代和传统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如果一个人在现代社会坚持传统特征,那就要“失败”或陷入内心的冲突和紧张。
    • (二)从传统状态发展到现代状态是必然的。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不同的社会形态只不过是处在两极之间的不同阶段。
  • 为什么边缘地带能持续地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其价值为中心地带所攫取?梅利索克斯(Meillassoux, 1981)对在法国的非洲劳工的出色研究中指出,**边缘和中心的真正分工是,边缘地带为中心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由于边缘地带的经济是非市场化的,因而养活劳动力的费用极低。当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时,其实也带入了大量的隐蔽价值。当这些劳动力衰老的时候,他们却又回到农村。劳动力的生产和使用被分割开来,这就是中心地带能不断获得经济剩余的秘密所在。
  • 聚居区所以能有自己发达的经济,就是因为它的封闭使人们依赖社区内独特的结构,从而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他强调,“很少有比这更为嵌入的经济行为”。(1993:1322)但
  • 不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是人们是依靠着社会关系在“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

总体和具体

  • 是因为它接近社会学里的核心概念:凸生事实。这个概念让我们意识到,社会不是分散的个人的无机组合,而是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事实。

第二章 走进浙江村

创造中的社区

  • 另一个对中国人类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布朗。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不一样。一个是从下往上看(马),一个从上往下看(布);一个强调制度等是由人的需求而衍生开来的,另一个强调结构本身的意义,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对整体有“功能”,搭配成一个整体。但两人都强调社会的整合,在纷杂的社会现象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社会的各个部分总是相辅相成。
  • 人类学认为,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社会事实”,人总是在他所理解和构造的意义世界里生活。
  • 科尔曼指出:当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地替代了原始森林,“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创建的社会组织正在取代社会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始社会组织”(1990:原著序言)。

  • “浙江村”过程确实是饶有趣味又令人费解的:
    • (一)最早来的6户人家,是怎么衍生出现在这套复杂的体系的?
    • (二)“浙江村”怎么用它看起来落后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给自己打出这片天地?
    • 我们当然可以从很多具体的方面作出解释,但是,在“浙江村”的发展中有没有一个核心环节呢?我在对“浙江村”和其他流动人口的群体的观察中,注意到一个新的行动单位。我称为**“系”**。简言之,“系”是以某一行动者为中心的多种关系的组合,或者可以叫作“关系丛”。它类似于我们平常说的“圈子”(它和“圈子”的不同之处将在《讨论》一章中说明)。它是在人们原来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在流动和经营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它,组织了“浙江村”内的基本的生活。是“系”内的变化和不同“系”之间的互动,促进了“浙江村”的形成,并使它具有现在的特性。
  • 看她有心事也劝劝,但她不一定真听你的。但出去一趟回来就不一样了。有了主意。”这样,帮提供对外界事件的解释,使之转化为个人的意识;同时帮使她们在问题面前形成具体的策略,对外界形成回馈。

“温州的大学生”

  • 温州人民从来不向国家“等、靠、要”)和发展小规模、网络化的经济的经验。这让我较早地意识到,“浙江村”的形成是一个在国家之外,旧线(原来的社会关系)织新网(新的经营和社会空间)的过程。
  • 我很赞同 怀特 在他对街角社会的研究中说的:“人们并不希望我和他们一模一样;事实上,只要我对他们很友好,感兴趣,他们见我和他们不一样,反而会感到很有意思,很高兴。因此,我不再努力完全融入他们的生活中去。”
  • 我学会在调查中“放松自己”。该表现一点个性的地方,发表一点自己看法的时候,我也都表现一点。我也请一些人来北大坐坐。坚持自己和他们的不同,反而更容易进入他们的生活体系。从这里我进一步体会到,调查者要了解被调查者,而被调查者对调查者也是有认知能力的。你在对方心中如果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你很难真正清晰、深入地了解对方。

本书的写法

  • 民族志写作,大凡会碰见如何协调三个逻辑间的关系的问题:
    • (一)事实本身的逻辑;
    • (二)研究者发现事实的逻辑(过程);
    • (三)作文的逻辑。所谓作文的逻辑是指我们要有一个叙述框架,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也有利我们的理论论证。
    • 本书“从日常行为的角度”出发的视角,决定我叙述的逻辑要为前两个逻辑服务。我尝试了好几种写法,但都觉得很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各个现象、各种变迁是综合发生的。“浙江村人”的流动、经营、人际关系、纠纷、大人物的出现等等,互相之间是难以分离的。而这联系和纠缠,又是最值得注意的。最后我选择了“年谱”式的写法。以它的“生活史”为叙述主线。依循时间的流程,我觉得我终于能相对从容地展示事实变化的逻辑。但是也不存在所谓完全按事实逻辑来写的可能。
  • 在对他们生活细节的描写的背后是三个变量:时间安排,空间格局,和基本的关系网络。
  • “1988—1992:扩张” 是全书最长的一章,提出了温州人“全国流动经营网络”的概念。在我看来,**这个网络的形成是“浙江村”社区真正形成的标志。**本章说明了这个网络的形成过程,以及它和社区内部关系的变化的关系。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意圈和亲友圈从原来完全重叠开始分离;但是另一方面亲友圈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系”的结构反倒在强化。

第三章 周家一日

  • 我形成了社区内部聚合力越强,其对外的开放程度越高的结论
  • 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是由“单位”分配的
  • 这种混杂并没有使两种管理力量相互强化,而往往是互相推诿,出现了行政管理上的真空。
  • 面对两个行政系统,外来人口不是感到多了一层管理,反而感到运作空间更大了。
  • 温州人初来这里时,根本就不存在理性的“选址”。“浙江村”迅速的扩展,主要是外来人口的“后天努力”所致。

两拨人

  • 在“浙江村”,这样的雇工被称为“老司”[插图]。老司的工资被叫作“老司钿”。
  • 雇主和雇工的熟悉以至亲密,在“浙江村”是普遍现象。随便推开一户人家的门,只见满屋的人一起劳作,分不清谁是老司,谁是老板。即使在较大的企业里,老板也觉得只有和工人在一起,心里才踏实。不是说双方没有雇主—雇工的意识,我经常听见雇主这样训斥工人:“怎么这么懒!”以及“拿别人工资就要勤快”等。但是他们又常常把这一关系按亲友关系表现出来。比如雇工能和老板一起过节以及偶尔上街买点东西;如果老板的长辈亲戚来,雇工要表现出晚辈的尊重等。

一天的生活

  • 这时候,人们已经不根据“在北京的商场里好不好卖”来决定做什么衣服。“在‘浙江村’里好不好卖”,比“在商场好不好卖”更为重要。
  • 忽听得一声大喊:“某某某,电话!”小姊急忙跑出去接。“浙江村”里处处是北京人设的公用电话。北京人留下对方的电话号码,跑来叫一趟,1.5元;而小姊跑到他那里,按这个电话再打一遍,再交5毛。

小姐夫家

  • 布料不像服装那样是就地进货,摊主需要有固定的搭档在浙江或者广东发货,随时都要做好账。人们的一般评价是,搞布料的人赚得多,轻松,但是要文化程度高。要控制得了这远程的、大批量的生意。
  • 因为当初小姐夫转进来的时候不是旺季,而现在一上摊就看着要赚钱。小姐夫当时对我说“反正还是有钱能赚”,也应该是包含了再转卖的考虑。摊位转过去之后,小姊夫做的衣服就基本上都在这个摊位卖。
  • 对为什么一般到这个摊位上买布,小姐夫自己的解释竟是“我和这个人讲得来”。在他看来,经常到这儿买布就跟经常到某一个熟人那里串门是一样的。有时候小姐夫也去别的摊位买布,而且还是跟那个人一起去买的。“人总是喜欢和讲得来的人在一起。但是生意也是自己做自己的。”生意关系和亲友关系既重叠,但又可以分得很开。
  • 一个“朋友”,就解释了所有的问题。
  • 直接用“朋友”这样的称呼来称呼别人,并不符合温州人的习惯。传统的乡村社会中更是几乎不存在“朋友”的意识。但在“浙江村”的青年人中间,它成为基本的社会用语。
  • “谁在卖?”“不(认)识。”

第四章 1984:来到北京

  • 一是在“文革”后期,以“师傅带徒弟”或者“先走带后走”带出来的。
  • “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混乱给人们提供了自发外出的可能。而能抓住并利用这个机会,离不开“师傅带徒弟”这种网络的结成
  • “师徒”是中国农村中由来已久的关系。各种手艺、行当因此得以传承。人们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利用这一关系,使老一代能够把他们在手工业合作化以前所积累的资源(包括在过去的流动中所得到的经验、信息和资金等等)重新动员起来,成为在国家之外的,资源组合的一个渠道。
  • 外地人如果被抓住一次,他们就觉得好像白衬衫上滴了墨一样,不得了了。但我们无所谓,年轻人谁能挣钱谁有本事。在外面做生意被送回家里,谁也不会看不起你。大家都差不多。我被抓住了,在那些‘官’面前我可老实得很,叫干吗干吗。傻瓜才和他们‘顶’。等出了他们的地盘,接着来。”
  • 第二种流动方式也出现在“文革”后期,以公社“修建社”的名义成群结队外出做工。
  • 76年回来在村里当了干部。和我一起在修建社干的,好几个自己出来拉工程。在那时候一年下来都能赚上千的。所以我回家是回错了。
  • 这些修建社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不断派生出新的工程队来。越来越多的人利用修建社这块牌子,来“为自己搞”。而后这些人又带出新的人来。
  • 第三种流动形式出现于“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的初期,即温州著名的“供销大军”。
  • 一个温州的中层干部曾这样概括这批供销员的行为轨迹:“开始是千山万水,到处乱跑,推销产品,组织原材料,甚至倒买倒卖。后来跟外地的企业、用户搞熟了,关系紧密了,跑的方向明确了。这叫‘跑业务’。再后来市场开放,重点转到一般的市场开拓上来,在自己有把握的地方坐镇开拓市场,可以把它叫作‘做销售’了。一步一步,由‘游商’变成相对固定的‘坐商’。”
  • 供销员和“浙江村”的主要区别在于,不是到外地加工,而是温州企业在外地的窗口。
  • 在三种流动中,“关系”的利用、建立或者改造,都是它们的核心环节。但是在前两种流动中,关系的发展有某种“内向”的特征,即不管是师—徒关系,还是修建社的工友关系,流动群体内部的网络是很重要的。而供销员的关系完全是“外向”的。顺着这样的差别,由师徒带出来的和随修建社出来的人,更倾向于聚在一起,成为日后“浙江村”的主力;而当年的供销员依然坚持各自经营上的独立性。

哥伦布的故事

  • 因见当时的北京街头偶有叫卖短裤袜子、针头线脑之类的地摊,便将随身带来的一些衬衣、外裤等“积压货”也拿了出来,摆在前门、王府井等繁华地段,挂在路旁的树枝上叫卖。这两处日均客流量逾50万人的大市场,很快使得这些“积压货”一销而空。
  • 看来要真正确定谁最早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有意思的是,现在“浙江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定论,认定刘泽波是他们的“哥伦布”
  • 一个主要原因是刘这几年做得越来越大,成为村里屈指可数的大户。不仅生意做得大,亲戚朋友圈子也大。在最近的几个春节里,刘泽波还都要被乐清地方政府作为“外出企业家代表”邀请回家和领导座谈。另外,按“浙江村人”自己的说法,人有两种,一种是赚了1块说自己赚了5块的,另一种是赚了10块说赚5块的。刘泽波是典型的后一种。他的一句话曾让我感动,他无意中说:“我这一辈子睡了几小时觉都能算得清楚。”勤劳、内向、精明,这样风格的人在“浙江村”并不是多数,却是“浙江村人”所最认同的。因而,记忆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认同的,不同因素互相作用,强化了“浙江村”的主流结论。

松紧两条链

  • 这条链的主要功能是信息传播和加强心理上的安全感,实质的关系很松。
  • 链上的原有关系固然是亲戚乡邻,但是使得这条链出现,并且能拉得动的,却是彼此间的经济关系。此时的流动链是一个隐性的劳动力市场。

一起干

  •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早期“浙江村”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在作坊内部,家庭成员即是雇工;作坊和作坊之间(也即亲友和亲友之间)紧密团结,互相帮忙,但是没有形成分工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 后来者并不是因为他们会做衣服而来“浙江村”,而是认为服装市场大才来北京“投资”这个行业。

摆地摊—游击战

  • 政府搞生意上的事就是不行,那里当时没什么行人,来去的都是车,他偏偏在那里摆一排摊!如果在他们那个圈圈里走,挣不了钱。
  • 几经“疏导”不解决问题,最后西城区于1980年前后开辟了百万庄、成方街、德外、展览路、动物园等市场。(以上资料见时宪民,1992:51—53)这是外来人口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它撕开了铁板一块的城市流通体制,使自己有了合法依托。很显然,这场“游击战”为后来的“浙江村”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 逃跑的经历不仅不是空前,更不是绝后。在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至少到1995年,不断地“逃”是“浙江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线索。“逃跑”也是温州模式发展的重要逻辑。
  • 正因为这个道理,“文革”成为温州人流动经历中的一个分水岭。“文革”的混乱使他们能比过去更好地“逃避”、摆脱国家的全面管制。居于国家之外而编织自己的网络,成为“浙江村”发展的基础。
  • 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在前面开路,后面大众“跟上”的模式。在正式的体制改革开始之前,我们看到在基层社会已经积蓄了很大的改革势能。正式体制上的调整又激发出新的变革要求。

第五章 1986—1988:站稳脚跟

  • 1986年以来普遍出现的“包柜台”(“浙江村人”对租赁柜台的称法)对“浙江村”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使“浙江村”的产品开始占据城市核心的商业领域。人们不仅由此获得了稳定的经营场所,而且获得了空前的高额利润

进攻

  • 在包柜台中,经营户通过和商店的租赁关系,把商店推到接受政府管理、和政府讨价还价的前台,而“浙江村”则隐身其后。避开自己身份的合法或非法的问题,不仅壮大了自己,而且开始直接影响、乃至部分地改变城市社会的经济社会体系。
  • 从1981年到1988年,北京市商业企业的改革经历了四次发展高潮和三次低落,被称为“四起三落”

联手:出租和引厂进店之争

  • 但在事实中,包柜台是按“出租”还是用“引厂进店”的名义,区别在于两点。第一是租金的收取方式上不一样。出租是定下固定租金,而“引厂进店”是商店提成营业额。第二是手续上不一样,搞成引厂进店,承租者和商店的联手更为紧密,而工商部门的管理也更加困难。
  • 可见,国有或集体商业企业在出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那么,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联手,有没有导致所谓“同化”,或者使外来人口和城里人基于共同经济利益而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呢?并没有。一则,商店经理虽然逃避工商的管理,但他在工商那里还是“有面子”的。他并不无条件地维护承租人的利益,他的利益更多的是来自与两方关系之间的平衡。二则,彼此间在意识上的不认同感也相当明显。
  • 交往的增多并不必然导致“融合”;但是不融合也不一定对交往造成障碍。

发明代销

  • 我师兄弟这个人特别稳,要是我,我也不会一听说你包柜台就来让你代销,谁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我提出来了,要不符合你的心思,你不答应不是,答应了也不是。还尴尬。”
  • 开始是收自己这一帮人里头的,后来就多了。这时候价格的说法和以前不一样。我拿的时候就(和做的人)讲好代销的价格。
  • 这些交错的关系并非都是无差异的,有些带有某种特殊的默契:阿三的柜台上少了货,阿四就要先给他赶做;而阿四平日的衣服阿三也尽力给卖个好价钱。这是以亲缘或情谊为基础的。但“亲兄弟明账目”是温州人挂在嘴边的话,帮忙须尽力,但利润也必须讲清。而此外的大多数网线只是一种信息储备,具有充分的弹性与余地。
  • 这种以代销关系为基础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各自拉着一张辐射网”,就是我所说的“系”的典型结构了。

“无本生意”

  • 代销方式使“浙江村”的产品以极低的成本进入正规市场。而且在加工和销售两个环节之间几乎没有障碍,“只要互相认识就行”,早一天结账晚一天结账也不计较,甚至丢了整一个月的账都没关系。用流行的经济学术语说,是“交易成本”极低。
  • 做的东西好起来。没包柜台,只做简单的东西。做裤子的多。6月天也做一点女式的夏天衣服。柜台包下来之后,做的东西正规起来,样式也多。男式的,冬天的,还有制服什么,都开始做。从商店里买衣服来,拆开打样板的办法也是这个时候流行起来。[插图]

能人、自己人和永嘉人

  • 我就想有一个做衣服的固定搭档。这个人要在老家熟悉的人中找,得讲得来,有能力,有资本,能多雇人,做出好衣服来。
  • “浙江村”里出现了“虹桥帮”“芙蓉帮”和稍后出现的“清江帮”之间的争斗。

“不宜久留”

  • 也是在1986年这一年,“浙江村”开始成为北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范畴”。什么叫一个“范畴”的出现呢?在这个时候,政府和城市社会开始意识到了这帮人的存在,意识到自己多了一个互动对象。
  • 让外来的尽快撤走,宣传动员回乡。那时候认为有三点不符合要求,没法给他们办手续。(一)当时房屋租赁没有专门的管理部门。过去碰到的情况只是外地来北京的短暂的探亲访友,他们在这里长期租房而居,怎么管?不知道。(二)没有针对雇工的管理部门。他们异地雇工,在北京劳动,北京的劳动部门没法管,出了事又得算北京的事。(三)工商、经营条件不符合要求,没有当地的证明,不能给办任何手续。
  • Massey(1987, 1988)提出,当一个迁移网络建立起来之后,它会反过来维持和促进迁移行为,使迁移行为逐渐独立于外部的经济社会因素,形成自主性的结构。

第六章 1988—1992:扩张

  • 包租柜台使他们进入了城市的中心商业领域,而皮夹克使“浙江村”开始形成对一种新产品的垄断,不仅登堂入室,而且坐镇一方。
  • (一)不管是什么技术,什么新样式,总是先传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然后到同村(指老家的村),最后则扩散到全“浙江村”。也就是说,人们最早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获得新的创新成果。(二)越到后来,信息和技术的传播越快。最重要的原因是“朋友多了”,不同的圈子之间出现重叠。

定销

  • 俄罗斯和东欧客商对衣服的要求是:号大,保暖,便宜
  • 外部市场的旺盛需求,导致了经营户和加工户之间的“定销”关系。
  • 那是做好做坏不一样。比如说你家里只有一两个人做,一两台缝纫机,一天做死了只有四五件。你把衣服送到别人那里别人都不一定要,记账也嫌繁饰呢。你要是一气雇上个十几个工人,东西好,一天最少出个三四十件,老外买了下次还愿意要的,那我当然找这样的人啊。不是我的亲眷我也要找到户上去。给高点就高点。”
  • 我们亲眷和亲眷之间没有包销的关系。从来不会说你的东西都由我卖,都靠自己心里有数。你亲眷上门来了,我给你便宜的,没货了我尽量赶。但你不来,我也不会给送过去,或者说我自己(主动)留起来给你。”

边贸

  • 浙江村人”不仅把老外“引进来”,也果断地“走出去”,
  • 1994年,刘泽波积极筹划到俄罗斯开一个代理点。不料堂侄不久染上吸毒,堂兄没了心思,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 1990年,刚30出头的赵永豹在国际倒爷出入的雅宝路日坛宾馆租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挂满他从“浙江村”按定销方式拿来的皮夹克,又在房门上贴上条:“本室出售各类皮夹克”。

批发点

  • 万挺光靠两层网络关系来运作他的公司。第一层是他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是股东。他所以要对外声称公司有10个股份,有好几层用心在里面。首先是为了使自己的声势更大,人众财多,容易赢得信誉。同时也是为了给这些帮忙的“面子”,出去说起来在公司也都有一股。第二层关系是外围,包括他所说的这两个后生,也包括他自己培养起来的提供货源的圈子。

打通:“全国性流动经营网络”的形成

  • 外行人才觉得奇怪!时间就是钞票么。6个钟头后,我表兄的电话就来了,第一件衣服已经卖出去了!如果什么事都要自己跑出去办,那还有什么生意可做。 这种“扩散式流动”,即从一个流出地流向多个目的地,对温州人来说不是新鲜事,人们老早就全国满天飞。
  • 有刘世明的面子在
  • 这种关系已经类似于“代理”关系。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明显的,它使加工者和销售者处于最充分的沟通状态,不仅保证了利润,而且保证了利润在加工者和销售者之间的公平分配。

为什么扩散

  • 我们一般认为,“人往高处走”是人们流动的主要动机。我们还常常认为所谓“阶梯式流动”——先到近的地方,再到远的、更大的城市——是流动中的普遍规律。但我在“浙江村”发现,从80年代的后期开始,更多是在“往低处走”。先到北京、石家庄、成都等省会;然后转到万县、宜昌等地级市;再往下面的县级市和县城转,呈现出强烈的多向的“扩散流动”趋势。
  • “浙江村人”认为:越是小本的生意,越要在大地方做,因为那里老乡多,“就跟火车站人挤人一样,不用你自己用力,抬着你就走了”。而有了一定的资本,到小地方做,资本的利用率反而高。
  • 一个核心系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人们随时都在准备组织新的合作关系。在有了新的合作意向之后,人们根据这个合作关系的优势,选择新的流入地以求发展
  • (一)他们经常强调的“意见观点不一致”。其实观点不一致并不重要,人和人的合作中总是充满不一致的,重要的是,这种模糊的关系是不分你我,内部没有结构,没有办法解决这不一致。(二)没有彼此监督的能力和制度。只要有一方稍微不自觉,或者稍微多疑一点,合作马上陷入僵局。在这个时候,作为亲友的合作者又很难有动力把彼此的关系重新加以界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客气地分手。如果不终止,整个“系”的关系都要受到威胁。
  • 从“浙江村”来看,关键不是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而是难以把信任落实为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基于亲友关系的生意关系要求“平等”,不允许产生明显的管理结构。
  • 在“浙江村”和“流动经营网络”形成的中早期,资本的积累主要不用于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用于网络的不断扩展,通过提高流通效率来弥补生产规模偏小的不足。我们可以把扩散流动看作是对企业组织的一种替代。其后果是,单个的大企业为数甚少,但是全社区的整体发展得到促进。

布料市场

  • 大家尤其爱把柯桥和“浙江村”相对比,认为柯桥的治安管理比北京要好得多,绍兴的政府也比北京地方政府要能干。它成了甚至比温州老家还重要的“浙江村”的“姊妹社区”。

辅料市场

  • 一方面,生意圈和亲友圈在分离(马温富三个人的销售量里,亲友买的量不到十分之一);另一方面,亲友圈仍然具有重要作用,核心系是沟通这两种关系的一个关键。

劳务市场

  • 在外经营的老板趁春节回家招工人,所以正月初五到元宵节是介绍所最忙的时期。
  • 从我的调查看,虹桥建立劳务中心,特别是中心的一系列管理办法效果不错。成功的关键,在于抓住了这个劳务市场的“网络”特征。比如控制带班人,强化带班人和介绍所之间的稳定关系。这是值得重视的经验。

资金市场

  • 判断两个人在不在一个亲友圈内,用一个标准就可以:他们之间能不能借钱。
  • “浙江村”资金体系的特点在于,其功能完全在于帮助资金的流转,而不在于融资。
  • 这里为什么没有成型的融资组织呢?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浙江村”内另一个潜在金融体系的存在。以代销为典型,它不仅是一种关于产品的合作方式,而且造成了错综复杂、互相借账的资金链。大家都不太见到钱,但经营却因此而高效地运转。
  • 这个“债务链”,解决了人们生产和经营所需要的基本资金,而显现出来的临时借款关系,无非是为了使总体的资金体系能更好运转的辅助手段而已。
  • 温州人很不愿意接受一个模糊的“公共”概念。既不接受模糊的“公共”概念,但又意识到大家必须聚在一起,这也启发我想到“关系丛”。

“家”还是“家乡”?

  • 首先,村的行政组织没有瘫痪。在北京,村干部一年要开一次到两次会,由村长召集,商量计划生育、村里做“三面光”水渠、做路、水田做丘引,和在家里没什么两样。平时,村里总要留一个副村长,遇到什么重大事情就往北京打电话。
  • 钱家垟现有水田625亩,大部分都已出租给从江西、四川和里侧山区来的农民耕种。几年前,除农业税、征购等外,承租者还要向出租方交纳两三百斤谷以作口粮。从1992年开始,出租方不再要口粮,而且每亩地每年倒贴给承租者一两百元作津贴。1993年底,村里决定动用修路留下的部分公积金,加上村土地出租的费用,让外出的村民不再为土地付出,也不从土地获取什么了。对本村依然务农的人家,村委会的态度是能转产的尽量让他们转产,并免去他们的各项集资费。在公路边,我看见一幢很豪华的住宅楼正在施工。它占地400多平方米,共有4层,4扇铁门彼此独立。人们告诉我,这是村里4户人家联建的,其中3户在北京“浙江村”,另一户在家做贩猪生意。他们每户投资达十几万元。一户主人对我说:“我们赚了钱当然要把房子盖在家里。我们出去,别人在家贩猪,跑运输,这是各有各的道。我们总还是一个村的人。”全村最早到北京,现在生意做得最大的钱荣光,近年倒未在家里盖房,但也捐出3万多元为村里修了一条水泥路。
  • 村里现有的经济格局中,除了维持生活基本需要的小商业外,并没有真正的社区所有、社区经营的二、三产业,整个村的经济中心已大部分外移。乐清的一位干部曾在北京“浙江村”对我明确说:“这批人可不能回去!不说别的,他们回去了乐清的街上挤不下这么多人,就业解决不了,他们没事可干,还不把你闹个天翻地覆?治安就成问题。我们那里本来就人多地少,交通不便,出来一些人是应该的!”从事实上看,人们很难再返故土,但大家在观念上还是念念不忘“要回来”。房子盖在家里,积极发展家里的公共事业,只有在这里才感到在真正地生活。流出地对他们既不是“家”,又不是“家乡”。是意识中的“家”,但在事实中又更像“家乡”。这一事实与观念的脱节,怕也是当今中国人口流动中的一个特色吧。

改造家族

  • 家族对流动的影响,不仅在于其大,也在于其结构。
  • 在家里生意做亏了的人,往往把外出看作一条退路,
  • 因为外出所需要的资本量明显要小。
  • 外出应该削弱家族关系和观念;但家族又在流动的过程中实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究竟该怎么看待彼此的关系呢?
  •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对流动发生影响的家族,和严格意义上的家族已经有很大不同。我们原来说的“家族”,不仅指同族的人,而且包括家族内部的等级结构,它的一套规则。但是现在的家族,主要是指它的网络关系。用一个“浙江村人”的生动的说法,是在用它的“印”。“印”是“明显的痕迹”的意思。比如一个盛热水的水杯子在塑料布上烫了一个圈,这个痕迹叫“印”。在用“印”这个字的时候,人们并不强调痕迹本身,而是要强调“曾有一个水杯在这里出现过”——“你看,印还在这里呢!”对人们的流动有直接影响的乃是这个家族之印,精确地说,是“家族关系”,而不是家族本身。
  • 社区关系(“一个村的”)、姻亲关系,对流动的作用同样很重要。尤其是姻亲,它往往是合作关系形成的基础。
  • 我问老人对这“平常不烧香,正月抱佛脚”有什么想法。老人很开通:“这没什么,本来也是搞搞热闹。你在外面不能来拜,这是没办法,佛还会保佑你的。现在也好啊,你看他们回家来的,送的供品比平常的要好多了。”
  • 事实中并不是家族成员的,也都被编入了家族的仪式中。
  • 人口外流和家族的关系,与它和社区的关系相似。家族为流动提供了关系网络;同时,他们毕竟需要操作一些文化仪式来强化他们流动中的关系,毕竟需要一些仪式来表现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于是家族的“印”又成了他们的依托。我们固然不能说流动使家族消失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流动使家族强化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再造关系”的实践过程。

生活体系

  • 以亲友关系组成共同的“进货小组”,成为他们在北京的核心系。亲友是他们的固定顾客,但主要的主顾还是陌生人。
  • 有意思的是,“浙江村”内的总体消费水平都要高于外部市场上的价格。这是不是和他们高效率的资金流通方式有关,我无力解答,但这个现象却也分明显示出“浙江村”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格局。
  • 此后女主人一见我就冲我打招呼,开始我还有些“冷不丁”的感觉。渐渐的,我竟也有了这种感觉:如果我要吃饭,在对我差不多方便的情况下,我“应该”到这家来
  • 世明这人挺好。我们在这里做生意,多少靠他的面子。我们这地段这么好,见了眼红的人不少。“浙江村”里又乱,搞饮食业的最怕就是这个。别人知道我们是他的亲戚,就不敢怎么样
  • 阿星和刘世明之间搞得这么热闹,正是因为他们之间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固的亲友关系。
  • 越是大的,它的顾客范围越广,却越要把这些顾客都搞成“朋友”的关系
  • 一个“浙江村”的年轻人一年的生活开支平均大概要7万到10万元左右。明白了他们的消费,也就自然理解了这“美发美容厅”的兴旺。
  • 不管是饭馆、理发店,还是后面我们要说的“大人物”的行动,只要所经营的事情有一定的公共性,他们都有很强的“要有一帮人去抬你”的意识。要在具有公共性的事业上做得成功,他们的主要精力也都放在和大家的关系经营上。
  • “浙江村人”在很多方面精明过人,但对电脑却是盲目崇拜。凡是屏幕加键盘,就相信能给自己的孩子带来非凡的智慧。
  • 看来幼儿园和诊所相似,对于业主来说,社区内的关系并不是最重要的。
  • 不管信哪一派,他们很少关心教义的内容,信教只为了获得保佑,“有事相求”。没有哪种宗教对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

居住格局

  • 在“链式流动”中,人们决定流动、租赁房屋,都离不开先来者的帮忙;在经营中,这样的链条依然是人们的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 这些互相的想象,有这么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它不是人们互相区隔的产物,而正是生意和生活的交往中形成的,所以,一方面,这些想象加固了人们核心系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它也不影响不同地方人之间的交往。(二)所从事的行业越简单、经济上和别人交往越少的人,这种想象越强烈,而且对他的行为有更大的影响。小人物正是因为这种想象,更稳固地居于大人物的“系”中。大人物在观念中并不摈弃这重想象,但这并不影响到他和其他地方来的人的交往。把总体上的想象和具体的

纠纷的解决

  • 人们生意圈和亲友圈的分离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要和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做生意,这势必使社区内的纠纷增多。
  • 矛盾的增多,促进了圈内权威(裁决者)的产生。
  • 但往往会有一个附带的做法:利用舆论工具,“广而告之”。所谓“倒他的楣”,温州话的意思就是“丢他的脸”,或者说“把他搞臭”。
  • 如果矛盾是临时引发的,人们的直接反应是“自己打”
  • 在酒桌上刘世明说得明白,“本来双方我都不太认识(其实他和被打的一方还是比较熟的——作者),这次一交往,你们两个都是爽快的人!过去的事情就算了。谁要觉得自己又赔多了,自己吃亏了,还要打,我可再也不管了!”这个“和好酒”也是刘世明调解中的一道仪式。
  • 第三者即调解人的出现,他对自己“面子”的运用,及对处理方案的“解释”是更为重要的。
  • 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村人”讲出了“冤冤相报何时休”的话。“浙江村”内的纠纷虽多,却没有发展出像家族械斗那样的长期僵持的矛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系”的结构。在传统家族内部,各种关系高度重合,对外封闭,和其他圈子一旦摩擦,很难化解。而“浙江村”内则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相交叉,各种关系又将辐射到其他更多的关系,是开放的。即使在发生了较强烈的冲突后,人们能够寻求多种方法来解决它。在农村的传统社区,维护家族关系本身可能是人们的目标;而在“浙江村”,关系是不断变化和建构的,发展才是目标。

“打天下”

  • 芝加哥学派在对城市社区,特别是对移民聚居区的研究中,提出著名的“侵入—替代”的概念。即当新的群体侵入一个社区的时候,原来的居民会逐渐离开这一社区,它从而成为新来者的天下。这被视为城市地带移民聚居区形成的基本过程之一。
  • “凤翼”折戟,此事在“浙江村”内外影响不小。当地居民意识到了温州人利用关系解决问题的能力。
  • 温州老板们向北京的村级组织租地,盖起简易平房,再出租给温州人住
  • 迟早要变的。她自己也知道。

房东和房客

  • 房东和房客之间的隔阂,恐怕并不是所谓“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在各自关于社会的想象中,国家和体制有着不同的含义。
  • 温州人和房东的两张皮关系,只表明了他们和普通市民的交往有限,而温州人与对他们的利益有更大影响的那些部门和群体,其交往热情是很高的。

逃跑

  • 从1986年开始,几乎每年的8—9月份,当地政府都要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清理”。用“浙江村人”的话来说,是年年要刮“政治台风”。那么,人们又怎么面对这一压力呢?
  • 逃跑,是“浙江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策略。这一策略的第一个特征,是它不放弃对权威者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
  • 和游击战的记述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例子。这一态度看似是典型的“弱者”的心态,事实上却把国家摆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由于对方并不采取对抗姿态,国家不能直接惩戒甚至粉碎它,只能继续驱逐。而“驱逐”需要很高的成本。用刘世明的话说,这是看“谁挺得长就算谁赢”的马拉松赛跑。驱逐者和逃跑者在拉锯战中的成本显然是不对等的。政府要下很大决心才能来轰赶一次,其行为只能是“战斗式”的,“挺”不住。逃跑者难免一肚子怨气,但
  • 当人们的内部网络发展得越大越强,他们的逃避能力也就越强。
  • 对于中国现阶段的流动人口来说,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一系列体制安排,以及城市政府隔三差五的清理,都是非常不利的环境。
  • 我们曾关注到的策略是三种:表达、变通和退出。表达被认为是西方社会中的典型策略。包括辩论、游行、呼吁,乃至激烈的对抗,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团结成“压力集团”,使国家改变政策。显然,表达发生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有明确的分野。变通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特产。人们对某一政策心存不满,却并不叫喊,而是私下里找领导或政策执行者“商量”,使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
  • Hirschman(1970)提出了“退出”的概念,指当一个人对某种物品供给、组织或制度安排感到不满时,他就离开它。大量的退出使原有的制度安排不再能维持,从而导致资源分配及制度安排的调整。如果有关的制度、组织等涉及国家,那么退出也就可以成为改变行动者和国家的关系的策略。这种策略的先决条件是“有处可退
  • “浙江村”的“逃跑”提醒我们在事实中还存在另一个策略:逃避。它与表达、变通不同。它既不叫喊也不商量,对现行制度既不寻求连名带实的改变,也不期望暗度陈仓、偷梁换柱,而是采取漠然的态度。如果说表达和变通都是要通过与国家的不同部分(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积极互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逃避则尽量不与国家发生正面的关系。它要通过对一些具体政策的“架空”来保证自己的利益。逃避与退出的区别在于,退出的实质是一种制度安排,“退出权”的获得比退出行为本身远要重要;而逃避是不为制度所认可的,它就是行为本身。
  • “浙江村”是在对原有体制的逃避中,来建造自己新的社会空间的。我想其他的流动人口群体及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多少也带有这样的特征。

第七章 1992—1995:乱里挣钱

  • 基层经理人员把创造效益放在首位,谁的效益好谁就受欢迎,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无非是“过场”问题。
  • 拉关系、钻漏洞和“规范化”并不是必然矛盾的。
  • 要真不行我就跪下来。你能帮我为什么不帮我?最后还是行了。
  • 卢建发和我谈他和北京经理的交往哲学:“这东西和谈恋爱一样,没有说两三句话就说定的。靠磨。北京人跟我们那里的人不一样,不喜欢你讲得太直了,太直了说你看不起他。第一次见面,我不送东西,就吃顿饭,送点小东西。北京人爱说,就让他说,我们听。把他的底摸透,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什么脾气,在商场里说了算不算。……到第二次就要送大宗的。看准了一送就要送‘到’(到位、够量)、送‘倒’(发挥作用)。接下来细水长流,过年啊、五一啊、八月十五啊,四季八节关照好。”
  • 主动说这钱给商场做罚款,具体怎么办完全由经理定夺。这样既提醒了经理,又给他留下空间。虽然自己损失2万,但没让别人为难。
  • “关系这东西,不能有用就去找,没用了就不来往了。”
  • 1992年一个经营户以一年76万的价格包租某营业厅不成,两天后却被另一个人以58万包了去,据说其差额大致相当于送礼数额的差别。送礼成为公开的经济制度。
  • 刘东提醒我:“送东西,最好是东西放下就走,要聊下次再说。”如果是关系处得比较长了,就送5000或10000到办公室。我们一起到了某商场,来到楼层经理室嘻嘻哈哈开了一会玩笑,刘东说:“各位,过年了,本来应该请大家出去吃饭的,但是太忙,就只能让大家自己去吃了。”
  • 马上把信封打开,飞快地一数
  • 工商、税务、派出所的。他们不能送钱。大家都是要面子的嘛。……平白无故收了钱,别人感到你这个人贪,别人不就看不起你了吗?面子、钱、感情、尊重,都需要。让他感到你有东西,不是瞎求,但又是在求他,把他看得重重的,才能办事。缺了哪个也不行。”
  • 城乡贸易中心曾创下最高纪录:按流水提成28%,一年的保底费要17万—18万。一般商店的提成率稳定在20%到15%。
  • 不管怎么说,增值税制的实行又是强化了“浙江村”和全国其他地区的联系。

大转包

  • 这种做法为不少新建商场所效仿。尤其是北京的房地产热和商场热同时兴起之后,房地产公司纷纷投资商场建设,建完之后,他们自己不可能直接经营,同时为了更快地收回成本,一次性大块出租显然是最合适的安排
  • 不要以为这总包的要自己大量垫钱。姚信安得意地和我说:“你看,就算拿出90万,我第一个月的租金就收来30万。这30万是月初收的。现在我们都要收押金,防止底下的人突然到别的地方去了,不租了。一个柜台的押金是15000,有的地方是17000。租金加上押金,和我们给商店的就平了。
  • 它不仅在于中间人能“攻”得下有关的关系,而且“关系”是一种耐用消费品,一次购得,长期受益。零租柜台,经常变动,关系利用的效率自然不高。

营业员

  • “浙江村”在生意上差不多事事觉得是自己温州人好,唯独营业员不找温州小姐。工资高倒在其次,一口温州味的普通话就把柜台的出租性质全抖搂出来了!

“京温”故事

  • 你们老乡这个精明确实是厉害,他们“不见兔子不撒鹰”。先集资,再动工,他们不信任。
  • 管理部门会有意避开这个话题,淡化“浙江村”和这个市场的关系。
  • 这可以说是彼此互动的第一个阶段:政府主动改变思路,但是“浙江村人”不敢领情。
  • 我们大楼原先设计得比较宽松,开业后又匀出些新的摊位来。现在我们还有190多个摊,主要在一层和二层,位置是相当不错的。经过局里反复研究,我们局的关系单位比较多,公、检、法、司,以及劳动、规划、消防、供电等,经过平衡,一层的主要都给了关系单位。二层的通过抓阄,再给经营户分出一部分。
  • 谁要买5000元的国库券,今后在工作中就给照顾
  • 如果我们要完全公开招,秩序就容易很乱。
  • 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对稀缺资源的掌握,人们将不得不和管理部门发展各种关系。人们在继续依赖政府管理部门。
  • 两名组织者在市场门口贴出了“明日开张,希望大家恢复”的布告。罢市就此结束。后来收费标准重新下调了50元左右。没几天,市场工商所换了所长
  • 此时又有几名组织者出来募捐,没几天就凑了两万多。几位代表便以此为经费,专程跑到杭州,希望浙江省法院出面来给自己撑腰。
  • 经营户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不等于他们和政府部门的关系。和“浙江村人”打交道,官员不仅不用维护他们内部的“思想统一”,有时甚至相反,更加明显地显示出政府部门之间,或者官员和官员之间的矛盾。和某一官员个人有较好的关系,并不妨碍经营户反对一个部门的不合理的管理办法。
  • 其次,“浙江村人”和具体政府官员的交往,主要是以就事论事的态度进行的。“浙江村”的拉关系,是“以我为主”的。其“交换”或者说“利用”的成分大于“依附”。
  • 政府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京温服装批发中心的兴建把“浙江村”的发展又带入了一个新阶段。(一)它给了“浙江村人”这样的暗示:你们可以在这里长做!京温市场的摊位刚招满,“市场热”“大院热”迅速兴起。“浙江村”在资产上迅速“扎根化”。(二)它使市场内移入社区。于是,“浙江村”不仅是生活和生产的社区,而真正

市场热和摊位热

  • 1993年5月份,我的一个“浙江村”朋友兴冲冲告诉我:“今天不错,我买了个京温的摊位号,6万块钱。”等到京温开业,一楼靠近门边的摊位很快就炒到一年将近20万一个,是原来价格的好多倍!我这才意识到那位朋友的投资眼光。
  • 摊位成为可流通、交换,并有巨大的增值可能的商品,人们纷纷来“炒”它。买摊位不是为了经营,而为了能以高价倒手。此即所谓“摊位热”。
  • 做“房地产”,最关键的不是资金,也不仅仅是关系,而是内部有效的“合作圈”。

新招数

  • 第二天下午,贴出通告:招商顺利结束。其实头个半天他们才招了2区一半左右的摊位。但是一说没了,市面上形成“摊位饥渴”,剩下的一天半里,1区80%的摊位和3区的60%全有人要了。
  • 1995年年初,另一家市场招商的时候碰见了大问题:市场热和摊位热开始消退,招商出现困难。这个市场有近500个摊位,但是三天招商下来,只招了一半。按“浙江村”过去的经验,摊位招商总是在一两天内解决。三天还“红”不起来,就是大势已去。5个股东果断地停止了招商,也对外宣告:摊位全部招满。但这个时候不能再走炒作的老路,一是剩的摊位数太多,二是已经不再是半年前的气候。5个股东搞起了内部“承包”。每个股东按自己的情况认领一部分摊位,动员各自的亲戚朋友购买。5个人达成一致,定一个最低的线,即每个人至少要推销出去多少个摊位;在此基础上,每多推销一个,今后将按一定的比例提成(具体数不详)。在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已经卖了80%多的摊位。
  •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系”的层次上的特征。“系”不仅是一个平面,对大人物来讲,“系”主要在纵向上发散。

办手续

  • 我们常常觉得外来人口对土地等不动产只能租,不能买,限制了他们在大城市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能租不能卖,这其实给土地的拥有者——国家单位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反正能给单位创造效益,反正是短期的,单位往往抱着一种能租就租的态度,反而对价格不计较
  • 这里倒不见得有什么腐败。只是在那样的场景下,大家也就觉得没必要那么认真。在温州老板的热情招待和侃侃而谈中,大家都十分愉快。

保护人

  • 市场“场主”和摊主基本上是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关系,但也形成一定意义上的“保护人”关系。
  • 怎么拉住大户呢?我给他们提供各种条件。我和工商、税务就打好招呼,这市场里的一切事情找我小谢是问就是,一概不要找其他人。如果发现工商、税务、派出所去找我下面的麻烦的,我一定要搞清楚。否则今天有一个人来找,明天又来一个,人心惶惶,他们没心思做生意了。
  • 市场老板请市场里的大户吃吃饭,一起玩玩,是经常的事情。市场也常常特意帮助大户做生意。有什么信息、关系,都给积极地介绍。
  • 于是市场老板就可以不断提高摊位的管理费。一来二去,市场老板和大户也确实成了朋友。

生意圈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

  • 正如 Granovetter 所指出的那样,关系的紧密既能提高效率,也会增加风险。大量市场的出现既刺激了“浙江村”整体上的生产效益,但也使每一户觉得赚钱比以前明显“费劲”。

大院

  • 1991年,东罗园村清理了一片久弃不用的垃圾地,集资盖起240间简易住房,专门租给温州人。每间每月280元,小小一个村,凭此每月便坐收7万,由此开了村委会统一盖房出租的先河。1992年海慧寺村统一建成4排住房,每排大概15间,一间10平方米,月租270元。
  • 仅马村有近200亩地出租给温州人盖大院,一年的租金收入近200多万

多人合作和多向投资

  • 盖大院必须要有这样几方面人的组合:一是要和北京的当地社会有关系的,能把地租下来;二是要有势力,能保一院之平安;三是在“浙江村”能拉得动一帮人的,不仅方便招租,而且便于管理。
  • 盖大院和盖市场中的多人投资(合作)与个人的多向投资的格局,是“浙江村”内“大人物”产生的重要机制之一。
  •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大人物在成为大人物之后,他们的关系网络和普通人的“系”有所不同。普通人的“系”是平面上的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重叠,而大人物的圈子的纵向结构更为明显,有一个类似“核心系”的合作圈,下面是不断发散出去,又互相有交叉的亲友关系。当

乱极了

  • 这又为另一类犯罪提供了有利的氛围:威胁敲诈。
  • 赌博在“浙江村”一直比较盛行。赌注一次上百元的只属于“消磨时间”

自卫组织和公安系统

  • 虽然社区内有一些“大人物”,但这些大人物都是“嵌入”具体的关系之中的,他们很少享有相对独立和超脱的“权力”,很难去真正有效地建立并领导一个组织。
  • 至少在1995年以前,不满和不信任,是“浙江村人”对这里公安系统的基本态度。

帮派组织

  • 他们吸毒时的神态令我永远难忘:浑身瘫软,两眼惺忪,舌根发硬——说话都是呜呜作响,咳嗽、吐痰、呕吐。蜡黄、瘦削的脸上哪还有青春的神采!
  • 过了11点,丙勇两个还没回来,盛存提醒我该回去了,我也不得不离开。我毕竟不能参与他们下面的行动
  • 帮派本身的目的,并不是抢劫。他们聚在一起首先是为吸毒、共同享乐,抢劫、敲诈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所以抢劫不是不可克服的顽症。
  • 帮派在“浙江村”得以长期存在,并不在于它对维持社区生活有什么“功能”(像我们过去常用的解释那样),而在于它走进了一个自我循环的道路,它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市场。

帮派和大人物

  • 成人化的帮派头儿一般没有多少资金,经营能力更是平平。经营大户和他们合作,给他们股份,纯属为保平安的一项开支。如果政府能利用大部分大人物的力量,同时秉公执法,不让“掮客”发挥作用,人们对帮派的需求将下降,成人化的帮派头目不再吃香,帮派的发展才能得到遏制。

第八章 1995:波折和回潮 🔝

  • “浙江村”出现了社区内第一个正式组织:北京市京温服装批发中心爱心小组。我所说的“正式”,是指它和帮派等相对而言,指它有一定手续,合乎基本的法律程序。但就性质来讲,它是彻底的民间机构,或者说是“非政府组织”。

“搭架子”和合同策略

  • 借用社会工作界的术语,这次会议体现的是典型的“合同”的策略,即社会和政府双方,先抛开潜在的冲突不谈,而是努力建立互相认同、合作的关系。
  • 长期生活在形式主义风气甚浓的社会中的人,往往对万佳友们搞的这类事表示怀疑乃至嗤之以鼻,但我还是要强调,我所看到的他们的热情和真诚是超出了我的想象的。

对弈策略的挫折

  • “对弈”相对于“合同”而言,指社会方不以与行政管理者达成“一致”为首要目标,而要达成“制衡”。
  • 按道理,“对弈”策略要比“合同”策略更能激发人们的内部团结,而京温爱心小组的情况则相反。“合同”时,大家热情不低,而当要对话时,却形不成力量。这件事和1994年的罢市的不同在于,1994年的罢市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而且是一个突然的“事件”,大家可以一哄而起。而现在是要用一个组织的名义,和管理者进行理性协商,目的是要带来日后长期互动格局的变化

刘家大院

  • 他突然看着我说:“我觉得再和那帮人搞下去不会有前途……”我觉得我是理解了他那双疑惑的眼睛所要问的话:那么,我的事业和权力的保障又在哪里呢?

自拆阶段

  • 陈胜江在一次和几个老板碰头的时候讲的话颇有代表性:“如果说是国家要用地,把它拆了,我没话说,但那也要有个时间。盖楼搞工程总是有个时间的。但你拆了要没用,就把地放在那里,我就跟你拼!你拆了我还要盖!”
  • 老人家说话间竟潸然泪下:“真要把我们这样好好的大院无缘无故拆了,那真要拼倒几个,不出人命是不行的。……我现在就等着买农药、买炸弹,死也要做北京鬼。”
  • 他们质问这清理的合法性的主要问题是:“拆了到底有什么用?”这务实的逻辑让他们尤感北京的行动匪夷所思。
  • 工作队同时指出“群众欢迎治理整顿”。“群众”指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概念相对。

强行拆除

  • 11月22—25日。我本人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和“浙江村”的联系暂时中断。
  • 村民见我便叫道:“你给反映反映啊。要么赶快把这儿划成市区,我们上班去;要么你还得让浙江人住回来。你说这地空着干吗使?我们上哪儿吃饭去啊!政府真要看着我们饿死啊!赶来赶去,折腾什么呀。”我问他们:“浙江人来了治安这么乱,你们不怕吗?”回答:“治安乱你得管啊。送点钱就放出来,能不乱吗?我们总得吃饭呀!”

3个月以后……

  • 大清理中,“浙江村人”的去向基本有三个:一是去其他城市的“浙江村”,二是回家,三是去河北燕郊镇。
  • 我的预测完全失败,在于两个“估计不到”。一是估计不到投入了巨大财力、人力的政府行为会是这样“一阵风”。尽管万佳友等人早就告诉我:风来得越猛的,退得也越快,没有例外。但我还总觉得他们心存侥幸,对形势估计不足。事实证明,错的是我。二是我多少过高估计了大人物们的力量。大人物的威望主要体现在“影响力”上,人们把大人物的行动当作自己的重要参考;但是,大人物并没有形成对一般人的直接控制。你可以“顺势推进”却很难“逆流而动”。毕竟,大人物的基础是各系之间的重叠,而非一个严密的行政化的等级体系,大人物也把充分尊重各人的自主选择当作自己办事情的前提。
  • 刘世明打燕郊搬回来之后,情绪极其低落。“心里受不了。经济上的损失以后还可能扳回来,威信上是倒透了!别人说要拆你就拆你,说要赶你走你就要走。住你院里的人你一个都不能保护,你自己找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今后还有谁会跟你!有时候想想,真是要被逼到黑道上去。”所幸的是,他的亲友们还是愿意团结在他周围,并没把他逼到“黑道”上去。

新热点

  • 代理制的基本安排是:
    • (一)加工户和销售户之间是经销关系,价格由加工户定,但销售户的意见也有重要作用。加工户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让自己的代理商不赚钱。
    • (二)在代理商和非代理商之间,加工户要首先照顾代理商的利益。比如说在销售旺季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要先把货给代理商,在价格上也要优惠。
    • (三)代理商应该以销售这一品牌的服装为主,或者专卖一种产品。代理商做得越专,他将在加工户那里得到越大的优惠。这是因为,加工户希望通过这一办法,使自己的产品在该地区打出品牌,占领稳定的市场。四,代理商应该经常向加工户反馈信息。
  • 泽波普通话、芙蓉话一起用,说:“我们做生意的就像一艘船,有律师事务所,我们这船就有了方向,以后我们老老实实、平平安安做生意就行了。”刘泽波讲的并不完全是套话,他们是希望能有一个平平安安做生意的环境,而且他们确实认为法律是他们最重要的保证之一(另一个保证是“关系”)。我的“浙江村”朋友们都对我无心成为律师而感遗憾。
  •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浙江村”里“打官司”的意识非常强,但这种意识基本只限于和政府部门的纠纷之中,如果是经营户内部的矛盾,则极少人会想到“打官司”。

第九章 讨论:关系丛

  • 何来“浙江村”在总体上这么大的变化呢?原因在于亲友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亲友圈和生意圈之间分离—重叠的互动过程,可以看成是“浙江村”不断壮大,达成其内聚和开放之统一的基本线索。
  • 个中的道理和批发点相似。当大户把各户的产品,同时也把原来高度分散的风险集中起来的时候,却没有对应的独家控制外部市场的能力,所以虽然能在碰上运气的时候赚一下,而无法成为稳定的安排。总之,“浙江村”最基本的结构特征是,通过每个人的相互连接、重叠的小网络撮合和扩展,它有很强的“平面发展”的能力,却没有被组织的基础。“浙江村”的大户也纷纷看清形势,顺应社区的基本结构,不做“中心”而提供“场所”(市场)。

大小相配——社区的基本格局

  • 大人物和“精英”概念的差别在于,“精英”是外来研究者所赋予的概念。我们按某一个理论标准,把社区内的一批人称为“精英”,他们之间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大人物”是社区成员自己的概念。
  • 大人物主要指盖市场、大院的,和生意做得大并且“有一帮人”的
  • 在没有正式行政体系的华人社区内,正是靠这诸多社团之间的相“叠”,而造就了一张大网,“触角伸到无微不至的地步”,“尽量吸引各种不同的成员,而纳入组织系统之中”。
  • 社团产生了社区内的“大人物”,即侨领。
  • 东南亚华人社区能在结构上形成体系并顺利运转,“完全是由于各社团的领袖人物经常互相重叠而构成一网络”的缘故。(367)
  • “浙江村”的大人物和大人物之间是相似的,他们甚至还要刻意去追求这种相似。尽管早已债台高筑,但是还要摆这个谱。
  • “浙江村”和东南亚的华人社区颇有相似之处,比如纵向沟通、交叉重叠的结构特征,但是“浙江村”和它们又有几点不同
  • 人们的社团成员资格的重叠而组织起来的,大人物是社区组织的核心。而在“浙江村”,所重叠的完全是人们在经营和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关系,并不是靠大人物和社团来组织社区的生活。“层层上报”在这里是不可思议的。其次,“浙江村”内也不只一个方言群,但最后的格局基本上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做一样东西,而不同地方的人之间进行交换与合作。
  • 最后,和其他华人社区很不一样的是,从本质上看,“浙江村”是“大主内,小主外”,社区日常的对外交往,是小户各自完成的,大人物做的是给社区内部提供大院、市场等公共场所,调解内部纠纷。像刘世明,他和外部的交往就相当有限。而在一般的唐人街(其他移民聚居区也是如此),对外来往完全是精英的特权。这也正反映了“浙江村”在本质上是开放的。

“锁住”

  • 按这个说法——做生意离不开信任,信任又只能靠经验来建立,我们可以马上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人们在做每一笔生意之前,都要经过小的“试错”,小心翼翼地磨合一阵之后,才谈得上真正的交易。
  • 这在逻辑上可以讲得很顺,但恐怕和事实不相符合。做生意的人讲究的是谈一笔,成一笔,几乎不可能在一笔大的交易之前,先设计一系列小买卖来试探
  • 而我这里想强调的是,信任和关系甚至不能分隔开来看。信任就是一种关系。
  • 在我看来,建立一个稳定关系的实质意义,在于建立双方之间的制约。这个制约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对方“诱之以利”,让对方对自己有兴趣甚至依赖,这可算作“软制约”;二是“硬制约”,使对方的行为不敢轻易超越某一界线。

亲友锁客户

  • 这还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在发展生意的同时,念念不忘保持并发展自己的亲友关系。所谓“赚了钱对亲戚不能变(脸)”,至少在“浙江村”,并不只是对某种伦理的忠诚,而是人们意识到,如果变脸,就要失去亲友,最后会使你的生意不好做。
  •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就明白了亲友圈较大的人容易成为大人物的理由。首先,这样的人容易信任别人,生意圈的开放程度比一般人要大。
  • 刘世明并没有利用他和别人的相互信任,而一味地在范围上“扩大”他的生意圈。不管做什么生意,他都要拉上几个亲戚
  • 比如代销中的“付预款”制度,这是在非经济关系的锁住能力不够时,用经济关系安排来补偿的例子。

关系丛

  • 我们过去一讲“关系”,往往把它理解为两个点(行动者)之间的连线,而我认为,任何长期、稳定的关系都不能只从关系的两端来理解,它同时包括许多“不在场的参与者”,应该从一个更大的行动单位来看。当人在建立某一关系的时候,他是带着大量已有的关系来的。他和现在的一个互动者要建立什么关系,以及怎么去建立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眼前的互动者和自己原来关系网是什么关系。你和我的既有的关系网是什么关系,这才是你我之间关系的实质。
  • 现实生活也一再显示,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利益越敏感,他越不会帮助别人。这便是我们所说的“自私自利”。庞大的自私者的存在,就足以证明“日后从被助者那里获得回报是帮忙的动机”这一论断的缺陷。(可理论偏偏说“自私自利”是我们帮助别人的原因!)如果是为了从对方那里获得回报,这个社会上是不会有帮助的,因为市场的即刻交易毕竟是实现“付出—回报”这一逻辑的最简明最合理的安排。
  • 浙江村”的普通人对为什么要帮忙的基本解释有两点:一是这是“理所当然”,如果不帮就会遭闲话,会搞得“没朋友”;二是“你帮别人,别人也(才)会帮你”。
  • 可能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这样一帮好善乐施的人,他们在提供帮助的时候,根本不期望被帮助的人能给回报,而且越是不可能回报他们的人——比如贫穷者——他们越愿意帮忙,他们的用意在于帮给别人看,提高自己在关系丛内的威信。
  • 费孝通教授(1996:25—6)在谈及功能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提出了“多维的一刻”的说法,指出人们用当前的话表达出他对过去的记忆,而且包含了他对未来的期待。我们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和“多维的一刻”对应的说法,叫作“多维的一点”。英文的background可以说是对应于“多维的一刻”的。他要了解一个人的过去,以确定现在如何互动,并对今后产生预期,而中国话里的“背景”则可对应“多维的一点”。当我们和某人互动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要意识到还有很多潜在的参与者。
  • 因此,和基督教文化中的靠“我们面对同一个上帝”的意识而建立的共同感不一样,“关系丛”的意识让人们以实际的多元联系为基础,再“外推”而建立共同感。我初步认为它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公共性”得以浮现的中介。
  • 如果把时间延续得足够长,我们好像也能看到不同人之间的“平衡”,它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型”。人们毕竟需要一个关于社会的心理图式。这个图式的功能在于“安定人心”,对社会形成统一的理解。恐怕只有极少数人能真正怀抱冲突主义的图式(如“人对人就是狼对狼”)过日子。这是为什么交换、互惠的想象能长期维持,而且在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普遍存在的原因

关系中人

  • 在关于“背景”概念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谈到对个人的不同看法。在background的语境里,个人是有明晰边界的统一的实在体,个人具备的行动能力、理智等等是各种社会现象的基础,是出发点。而在“背景”的文本中,个人就要模糊得多,人是被嵌入具体的关系和场景中理解的。我们一再听到的所谓中国文化不注重个性、不重视个人能力等等的说法,也算是对此的一个印证。
  • 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主要是学习“关系”意识和关于角色的分类知识。一个具体的角色究竟该怎么扮演,则是由当时的“关系丛”决定的。
  • 社会规范中的“角色”,只给人们提供一个行为的“底线”。关键的内容是由行动者来创造的,而这个创造来自既存的关系。
  • 角色的树立和一系列关系的运作是同时的,个体角色并不先于关系,个体角色完全是在和诸多关系的互动中形成的。
  • 人在一定场景下怎么行动,既不是规范直接决定的,也不是由完全独立自主的个人决定的。
  • 人不一样,处理关系的能力不一样,他的处境也就有好坏之别。关系丛是人组织和运用的结果,关系丛的概念十分强调行动者对关系的认知、把握和计算能力。
  • 我公司内部运作方式,概括起来,可以叫作传统关系、模糊合作,边走边看、边看边走。股权和经营权不分离,义务和权利的关系不明确。日常工作事到临头才就事论事,而没有成熟的规章制度。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利于启动,适合于公司的草创时期;但它把宝完全押在个人的自觉性和负责人的个人能力上。到目前,它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弊端,成为我公司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制约。
  • 内部的“模糊合作”严重影响了对外的合作。市场上的合作有两种:
  • 我显然不同意关于关系的“资本论”。首先,“资本”这个概念有它自己的独特含义,比如是可以增值、可以转换的。“关系”是不是具有这些特征?值得怀疑。除非我们把资本概念推广至无限,一个人比较自信可以说他有“心理资本”,家庭和睦有利事业可以说是有“家庭资本”,生在改革年代是有“正向的时代资本”,出生在“文革”中则因为有特别的经历而具有“负向的时代资本”或者说“时代资本之B类型”,如此等等。更重要的是,就如我在“引论”里说的,用“资本”概括关系,就“跑了味”。更重要的是,“资本”是一项要素,它相对于人是完全被动的物品,可以购进、转让和取消。但是“关系”是人和人的连线,它不是完全外在于人、受个人随意支配的“物品”。再比如,资本必然要联系着“所有权”的概念,“关系”的所有权又如何界定呢?如果界定不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无法按“资本”概念的逻辑加以讨论。
  • (一)人的行动是在关系中形成的,但人又是有主体性的,能把握、计算和创造关系。(二)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个人观,但又强调人的行动和意识有统一的一面。这两点概括起来,我所要强调的就是:行动者本身是在和关系的互动中不断被塑造的。塑造自己,编织关系,和塑造社会是同一个过程。

比较:开放下的聚合

  • (三)用库利的概念,圈子应该属于“初级群体”,在现代社会中,它的主要功能是感情沟通等;而“系”既不能说是初级群体,也不能说是次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相比,它没有正式的形式化的规则,它强调的是具体的人;但是和初级群体相比,它的内部关系又不是完全开放的,可以说,它是以初级群体的面目,在承担着很多次级群体的功能
  • “内卷式”发展
  • 所以现代的市场经济和超社区的国家的兴起,就必然要求超越关系的“制度”的出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就是从一种组织方式到另一种组织方式,一种主义到另一种主义的转型,而像我们所讨论的“系”“关系丛”等概念在这个理论图式中是没有位置的,也无法被现有理论所解释。
  • 越是聚合性强的社区,对外开放和辐射的程度却越高。
  • 一是其日常活动的半径有多长,二是社区和外部形成的关系的深度如何。
  • 的事实都与我们过去对移民社区的想象不符。移民聚居区经济理论反映了现在的一个理论动向,即强调传统的、特殊主义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仍有它的合理性,仍然能够以各种方式存在。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关系不仅是“可以”存在的,而且是现代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因素。特殊主
  • 我们依然可以同意 Portes 的“社会资本产生于个体成员对集体期望的服从”的说法,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不能把这个“集体”理解为僵化的事实。“集体”是由它的成员塑造出来,而且是在不断被“再塑造”的。同时,个人对集体从来不可能有真正的说一不二的“服从”。集体期望来自其成员,又是存在于成员之中的,与其说是“服从”,不如说是“协调”。(关于社会规范,我也不认为人是在简单地“遵从”规范行事,他是在不断地协调着自己和规范之间的关系。)

第十章 未来:新社会空间

  • 彭柯(Pieke, 1995)通过对北京的人类学调查,提出“私人关系”是与行政体系、市场并列的一个社会行动领域。通过它,行政体系和市场相互渗透,构成所谓“资本社会主义”(capital socialism)的独特形态
  • 相应的,在对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倾向于持否定态度,而且提出这些范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疑问。(顾昕,1994)比如 Walder(1989)就认为有些现象更应归结为“体制内的多元主义”而非一个独立市民社会的生成。大家觉得“市民社会”在中国可能不适用,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非正式的关系模糊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边界。
  • 可以认为,“关系—混合”模式已成为当前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国家、市场、社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同的社会领域通过个人间“关系”整合在一起。
  • 认为“浙江村”应看成是在缝隙里生长,如果缝隙一旦被填满,他们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天地。
  • “浙江村”能够存在并发展,温州的“泥腿子”能够成为市场上的先锋,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我国现在“计划—市场”两条轨道不协调的空子,偷税漏税、假冒伪劣降低了他们的成本。
  • 流动人口没有获得名义上的正式权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无所作为,他们也以自己的流动行为,特别是以“跨越边界”的特征,抓住了既有体制的弱点,与体制形成了互相制约甚至互相迫使的关系。
  • 我1994年到珠江三角洲调查民工问题的时候,在很多市镇,外来人口的数目已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但他们再庞大,仍然是处在行政系统的日常视野之外的。他们几乎从来不进入本地的统计报表,不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内。
  • 属地管理只针对“事件”而言;如果不出事,“属地管理”很难发挥日常管理的作用。
  • 即使是出了事之后的属地管理,也不顺畅。事是北京的事,但人还是浙江的人。所以,面对这个跨越了行政地域边界的社区,政府部门非但不能铁板一块地来对付它,它反倒引发了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龃龉。但社区因此赢得了更大的自由,能够蓬勃发展。
  • 温州人早期所拥有的资源当然没有北京个体户多,但居然比北京的一般个体户干得好,这正是由于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空间。而北京个体户则可能由于和原有体制有更多的联系,反而被抑制了发展。在当今中国,一个重要的新格局正在生成:“体制”更多的是在制约体制内的人,而在体制外的反而赢得更大自由。

“套”

  • “套”是对方对自己有某种义务感,不能轻易拒绝帮忙。“套”里也有“交换”的因素,但不像交换策略那样是即时的,它强调长期的稳定关系。但这个长期又和自己人互相帮忙不一样,它是不得不“从长计议”,因为和行政人员的即时的交换代价较高,“成交率”低,所以只好把线拉长。
  • 不同的“浙江村人”因为跟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北京人的关系,而结合得比较紧。换句话说,并没有以这些北京人为中心而形成新的圈子,对原来的“系”的结构形成影响。

跨越边界的社区

  • “浙江村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问空间的状态中。
  • 移民研究通常预设,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往的增多,外籍和土籍也将融合到一起。调适、涵化、同化、融入等等概念都反映了这一理念。但“浙江村”和外界的频繁互动为什么没有导致这一后果呢?
  • “浙江村人”比当地居民能在经济上获得更大的成功,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关于社会的图式想象更接近于事实,体制对他们的意识形成的影响更小。
  • 既是与社会的各个部分紧密相关的,又是在既定的总体社会秩序之外的,这便是我所说的“跨越边界的社区”的含义。
  • 对以往的社会边界的超越,意味着局部的新秩序,和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也意味着对总体社会的新秩序的要求。
  •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飞速变迁的时代,我们应该摒弃用固定的总体性的社会范畴(如城里人—农村人)看现实问题的倾向,而应注重现实中不同社会部分的具体联系。

后记:理解的知识

  •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人类学者把自己扮演成全知全能的上帝,隐身遁形而洞察一切。
  • 在传统上,我们所持的是“支配性”的知识观,即认为科学的用意在于“把握”、支配客观世界。尽管这个科学观所说的“世界”同时包括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人文世界,但是它强调,当这些现象成为被研究的对象时,它们是独立于思考者之外而存在的,彼此是完全分离的。
  • 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并不是建立在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如果我对这个概念没有理解错的话)的基础上的,最简单地说,就是“人和人是可以互相理解的”这一预设之上。“这个世界上最难以理解的事情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人和人是怎么可以互相理解的,也是同样具有魅力和挑战的问题。“人可以理解世界”这句话可以看作自然科学的出发点,“人可以理解人”可以作为人文思考的缘起。
  • 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开始“遭遇”在一起,建立互相之间的理解就成为人类学的目的。其后的人类学,也都是随着不同文化之间“遭遇”的加深,为了更好地探求理解的方式而发展的。
  • 述说者应该是被述说者和阅听人之间的媒介,我很希望把我的这本书写成我和“浙江村”的人们,和读者们之间的一出“双重对话”。述说者应该承认他所进行的调查是一个和被调查者互相理解的过程。他发现事实的过程和他所发现的事实过程同样重要。在理论的述说中,他也应该显示自己如何从各个具体的事实中得到启发。那种以往文本中所强调的主流的工作程序:在对事实的全面掌握的基础上,按照严密的科学规范系统地提出思想,是不可信的,也是不可取的。具体的事实才是理论的出发点,述说者应该有勇气表现出自己思考中的艰难、矛盾。系统化的论述是学术工作所必需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对系统性的追求当作思考的出发点。
  • 上面的观点可能会使许多研究者为难。如果系统的论述、清晰的概念等等不是理论的所追求的基本特征,难道理论还会是别的什么吗?不错。理论可以而且应该有多种样式。过去我们所认识到的由若干概念和一系列命题组成的理论只是其中之一。理论也完全可以表现为一个“文本”。它可能不包含明晰确凿的判断语式的命题,但同样能给人们一个“图景”,帮助人们形成新的理解。地图可以以精确的形式地反映一个地理形貌的特征,它被理解为“科学”;但是一幅写生,一帧大写意的中国水墨画,不是同样给人以关于这一形貌的理解吗?它不是精确的,不像“科学”,可它反映了地图所不能反映的信息。
  • 人类学者努力把所见所闻纳入统一的模型。这很容易造成使用事先设计好的思路指导调查,而做不到真正从事实的逻辑出发。
  • 我写这本书,目的并不是要发展独立学术系统中的某一概念,而只是想提醒大家要对自己的实践方式进行反思。
    • 是我意识到,人们把“总体判断”作为行动的前提,是有危险的,因为所谓对社会的“总体认识”可能是虚假的。这才有了我从“支配的知识”到“理解的知识”的转变。
    • 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发现并试图解决真实的问题所在,这是我的出发点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 “浙江村” 的生活史》是一本传奇。
这本 1992-1998 耗时六年而新奇的研究不仅让项彪获得了在牛津大学全奖攻读人类学博士的宝贵机会(项彪, 2020),也似乎为中国的社会学找到了一条挣脱西方社会学枷锁的裂痕,得到了一些社会学巨擘的青睐。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 “浙江村” 的生活史》是一本传奇。 这本 1992-1998 耗时六年而新奇的研究不仅让项彪获得了在牛津大学全奖攻读人类学博士的宝贵机会(项彪, 2020),也似乎为中国的社会学找到了一条挣脱西方社会学枷锁的裂痕,得到了一些社会学巨擘的青睐。

Reynard © 2021

Powered byVercel